中共接管贵州及剿匪和镇反运动的历史考察

王海光
来源: 《中国党史》2010年第2期

在西南诸省中，贵州是一个山高坡陡，交通闭塞，人贫地弱，文化落后，信息不畅，多民族杂居的偏远省份，自古流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谚语。在历代中央政府的眼里，贵州省地理封闭，贫瘠落后，份量轻微。中原地区的人们也多把贵州视为是一个“山高皇帝远”，流放犯人的蛮荒之地。在国共两党的战争中，贵州是在天下大势已定的时刻，进入了双方最后的棋局。

　　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是中共取得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句号。贵州为西南腹地，是中共在西南最先攻取，建立新政权的省份。进军和接管贵州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和接管干部班子的骨干力量，都是来自冀鲁豫区。冀鲁豫区是中共在抗战时期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为中原四战之地，各种力量交错拉锯，战事频繁，斗争残酷。从革命战火中走出来的冀鲁豫农家子弟，远到大西南的贵州山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新地方建立政权，承担起来完全不熟悉的社会管理和建设的责任，这个历史跨度是相当大的。

　　贵州省经济文化落后，传统社会根基深厚，民族众多且隔阂很深，偏安一隅的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会道门势力强大，民间社会内聚性强，外部的统治力量很难进入。民国时期，贵州长期与中央政府是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以中共的意识形态话语一言蔽之，是一个“封建势力十分顽强”的地方。中共贵州省委是以二野五兵团领导机关为主建立起来的，以外来政权的形式完成了对贵州全省的接管，建立了城乡各级政权组织。中共在新区的建政活动是一个铲除旧政权的社会基础，建立新政权的社会基础的社会改造过程。在西南和贵州省，这个过程是通过接管、剿匪、镇压反革命、“清匪、反霸、减租、征粮、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来完成的。通过这些政治运动，新政权仅用短短二三年时间，就在广大城乡迅速而彻底地清除了旧政权的残余势力，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权威。本文试图对贵州的接管、剿匪、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过程进行梳理，从中央、西南局和贵州省的政策互动中考察中共在贵州新区的建政过程、特点及相关问题。

　　一、中共进军西南和贵州的接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宣告成立。11月1日，人民解放军挥师大西南，以取得共产革命在全国大陆的最后胜利。西南地区是***政权在大陆最后的一块地盘，中共对其在军事上的攻取只是时日长短，但政治上的接管却并非易事。

　　中共新政权的建立，不同于以往的改朝换代。它不是单纯的政权组织形式的易手，而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不仅要消灭前政权残余势力，而且要改变传统的社会关系，铲除前政权的社会根基，建立***领导人民的新型政权。西南地区的政情大不同于内地省份，少数民族众多，军阀割据时间长久，地方势力根深蒂固，传统社会的根基一直没被触动，旧势力非常顽强。中共建政的阻力不仅大于北方革命老区，而且大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华东、华南地区。

　　中共是以执政党的主人公意识去接管和经营西南的，政策策略思想较之战争时期更为审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西南局对西南的政情特点非常清楚，接管西南的最大敌人是强大的封建势力。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对二野和准备接管西南地区的区、营级以上干部发表讲话，明确指出：接管西南“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也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 “封建势力、军阀、土匪三者结合，加上流氓势力，将是我们工作中的强大敌人。我们在思想上要准备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封建敌人，应估计到***在那里利用封建势力进行的法西斯统治。”他告诉干部“必须懂得去到那里只有发动群众，打垮封建势力才有办法”。[1]

　　西南战役打响后，邓小平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工作重心转移以城市领导农村的方针，又提出了经营西南 “三步走”的构想。1949年10月27日，邓小平给西南工作团云南支队讲话说：西南地区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工作重心转移要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接管城乡，重点是接管好城市，搭好党政军民班子的架子，肃清残敌，安定人心，恢复秩序；第二步是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用两三年时间完成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完全消灭封建剥削；第三步是农村完成土改后，工作重点又回到城市，城乡结合，全面建设国家工业化。[2]这“三步走”的步骤，政策重心是西南土地改革的完成，可以看作是中共在西南地区实施《共同纲领》的建设蓝图和政治方略。

　　贵州地处在云、贵、川的中间，社会改造的政策环境也介于两省之间。在中共经略西南的社会改造链条中，贵州地位居中，各项政策的实施步骤，大致是步四川之后而先云南之前。

　　贵州省在西南地区是更为封闭落后的省区，山高谷深、民族众多、民情复杂、烟毒肆虐，百姓生活极其贫困。在民国成立后，贵州很长时间是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现代化程度较低，传统势力强大。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打垮了贵州军阀王家烈后，***中央势力才开始入主贵州政局。抗战期间，中央派势力在黔虽有相当发展，但根基尚浅，多是形式上的统治。在基层社会，一向是形形色色的“土皇帝”的地盘。崇山峻岭间隔的闭塞之地，千百年来的传统统治势力一直未能触动。这些由袍哥帮会、民间迷信组织、恶霸劣绅地主、亦兵亦匪的游杂武装构成的地方势力，与***地方军政当局相互勾结，形成了十分顽固的地方统治势力。他们盘根错节，根基深厚，历史悠久，外力很难撼动。尤其是少数民族区域，一向有自己的习俗传统，地方统治的民族和宗教背景深厚，内聚力很强，外部力量很难实施统治。

　　在贵州，地方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贵州少数民族一向对汉民族有很重的敌意，各民族相互间的隔阂很深，历史上多次爆发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事件。即使在***中央系统治的抗战时期，贵州民众的武装反抗的民变事件也不时发生，大规模的暴动前后持续6年之久。最著名的是1942年冬爆发的“黔东事件”。参加武装暴动的各族民众有数万之多，席卷了黔东地区24个县，号召抗粮、抗兵、抗税，杀死县府和乡镇官吏，公然反抗中央政府，黔东一带的***基层政权大半被摧毁。***政府剿抚并用，直到1943年7月事变才告平息。[3]

　　1948年4月，***政府委派黔籍中央大员谷正伦就任贵州省主席，实行“黔人治黔”的政策，加强地方控制，编练军队。[4] 1949年，***在大陆的败局已定，西南地区成为***在大陆的最后防线，在贵州也做了应变准备，除新建了十九兵团（下辖四十九军、八十九军）外，还大力扩充了地方保安团队，试图部署“游击战争”。[5]所以，中共在贵州等地建立和巩固新政权，不但要在国家层面清除***政权系统，即完成新旧政权的更替；还要在社会层面清除旧的传统权力体系，即“消灭封建主义和封建势力”。这是难度更大，也更深刻的社会变革。而且，在新旧政权交替时，往往会是民族冲突的爆发期。在完成这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中，除了要摧毁***残余势力有组织的抵抗外，民族问题是更为棘手的问题。新政权在建立过程中，必须团结好少数民族，不能激化民族矛盾引起民族冲突，这确非易事。

　　中共接管和经营西南，虽是挟胜利之威，乘破竹之势，但面临的困难也很突出。就中共方面讲，是环境陌生，情况复杂，任务繁重，干部不足。主要有二：一是缺乏干部的问题；二是团结少数民族的问题。

　　干部问题是接管大西南首先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共接管江南广大新区，适用的干部已分配完毕。轮到进军西南时，接管干部严重短缺。邓小平称：“主观力量从上到下都不够强”。一是数量少。去接管七千万人口的大西南的干部，县级以上约1200人，区村干部约5000人，共6200多人。这比接管一千二百万人口的江西省的干部并多不了多少。[6]加上西南服务团在刚刚接管的宁、沪、苏、锡、杭等地新招收了一万多青年知识分子。[7]再加上云、贵、川地下党组织的力量。平均分配到西南地区的七个省级单位，每个单位只能有一百多名县以上干部，其中还包括了一些接管大城市的干部。二是质量弱。接管西南地区的干部队伍中，刚吸收进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还没有经受革命的历练，暂时难以大用；从北方农村根据地来的干部，虽然政治上可靠，但文化水平较低，对西南地区一般都比较陌生，习惯于革命战争的经验，工作方式较为生硬简单。这两个问题，在接管贵州的干部队伍中更为突出，“主观力量”更是严重不足。

　　一方面，接管贵州的干部数量少，共计八千多人，其中冀鲁豫南下干部三千多，二野五兵团（冀鲁豫子弟兵团）先后转到地方的二千四百多，其余为新吸收的青年知识分子。[8]分配到各县区的干部，每个县不过数十人。而且这些接管干部大都是来自冀鲁豫区，对贵州的情况十分陌生。许多人都认为贵州是一个偏僻荒凉的不毛之地，山高路险，地瘠民贫，野人出没，瘴疠流行。一些干部甚至把去黔工作视为畏途，愿意南下不愿西进，愿去四川不愿去贵州。[9]邓小平当即予以严厉批评，斥责为害怕艰苦，宣布对不服从命令者一律开除党籍。[10] 另一方面，在云、贵、川三省中，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贵州的工作基础较为薄弱，破坏较严重，能够配合接管工作的本地力量较小。所以，中共外来的接管和经营贵州省的“主观力量”，就显得更是既“少”且“弱”了。贵州各级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各项社会改造工作的实施，“主观力量”的困难更大于其它地区。

　　接管和经营西南是中共收取胜利全功之关键，处理好西南少数民族问题又是接管和经营西南成功之关键。西南少数民族问题十分复杂，各民族的鉴识工作尚未开展，许多问题都不清楚。妥善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对已经成为执政党的中共十分重要。中共中央将处理好民族问题列为西南工作的首要问题，要求将其作为西南一切工作的出发点。1949年9月20日，中共二野前委在准备进军西南时，即向所属部队发出了《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和《进入少数民族区域内的一些注意事项》，要求全军严格执行。[11]邓小平深知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一再强调“西南少数民族工作极端重要”，各级干部必须审慎行事，切不可超之过急。[12] 在接管和社会改造的部署上，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均是将民族问题放到制定政策策略的中心位置，按照汉族居住区、民族杂居区和少数民族区依次推进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只有在少数民族自己同意的基础上才进行。

　　贵州是中共进军大西南最先攻取并建立新政权的省份。邓小平和中共西南局对贵州的接管工作极为重视，以二野五兵团为主力攻取贵州，成立了以五兵团政委苏振华为首的贵州省委。要求他们在进入贵州新区后，“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并指出“新区问题极复杂，应从各方发现与研究，望多请示报告，以便取得我们的帮助。你们对下级亦应要求他们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13]五兵团在进军前在全军上下进行了充分的政策教育，进入贵州后，不但进军神速，在执行纪律和民族政策上尤其有良好表现。邓小平对此甚为满意，表彰五兵团“在进入贵州的阶段中群众纪律特别好，得到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热烈拥护”[14]。

　　解放军进军西南时，***在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西南***军政人员人心惶惶，人民解放军颁布的“约法八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广为流传，影响巨大。在中共的军事胜利和政治感召下，***西南守军全无斗志，已经组织不起来有力的抵抗。解放军11月10日进入贵州，15日占领省会贵阳，12月底占领了贵州全省大部地区。贵州***军队六万人，受降的部队（包括地方保安部队）共约四万三千多人。[15]不到两月时间，解放军即攻取了贵州、四川、云南等地，提前两月完成了西南战役计划，歼灭和招降***军约九十万。

随着军事胜利，中共接管了广大的西南地区。此时，中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接管政策和成熟经验。在西南地区的接管，对旧政权的人员和武装，按照“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的方针，进行招抚并施以宽大政策。贵州是西南最早接管的地区。邓小平明确指示中共贵州省委，“对所有接收的***机构的全部人员，包括军队官兵、政府员工、工厂职工，全部收容起来，一个也不要遣散”[16]。1949年11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向西南***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宣布了“不咎既往”、“立功者奖”的政策，在西南***军政人员中产生了强烈影响，使他们看到了新政权的宽大为怀，促成了退缩在贵州西部的***军队全部起义。在巨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感召下，解放军所到之地，大多数旧人员和保安武装，一般均有配合接管的态度表现，减少了新旧政权更替时的破坏。
　鉴于平津等地接管时曾把大批旧军政人员遣散的教训，西南地区的接管对旧军政人员一律采取养起来的办法。邓小平讲：必须养。把他们遣散回家，要造成社会极大的不安和混乱，是不负责任的办法，绝对不能采取。在养的过程中，把他们改造过来。[17]从1950年1月起，中共贵州省委和贵州军区对贵州境内起义、投诚的***部队进行改造整编。经五个月的教育改造，资遣老弱病残，将其约三分之一的人员编入贵州军区部队。[18]

　　贵州的接管和新政权的建立，是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心地区到边远地区，渐次推进的。贵州交通不便，首先接管的地区，主要是贵阳、遵义等城市和临近交通要道的县区。因为接管的地域广大，虽然从军队转到地方一批干部，接管干部还是严重不足。参加接管省会贵阳市的干部，仅110多名，其中绝大多数是军队干部，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只有7、8人。[19]分配到地区和县的接管干部就更少了。许多县的接管干部，连同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通讯员、炊事员在内，也就五十多人。[20] 县委派出干部，只能到区一级。一时顾及不上的广大农村和偏远山区，则利用原乡保甲长暂时维持地方。根据中共西南局的指示，贵州在接收过程中，采取了首先各按系统接收，暂时维持现状（政权与武装的接管除外）然后逐步改造的稳重的方针步骤。虽然贵州的接管干部量少质弱，但对旧政权的接收还是相当成功的。在进城一开始就广泛宣传“约法八章”各项政策，发动群众，稳定人心，对旧人员采取“包下来”、“团结改造”、“量才录用”的方针，从而“避免了破坏和紊乱，保证了接管的比较完整和顺利”。[21] 贵州省、专、县、区四级的旧政府人员共8237人，留下来接受中共接管的有5520人，占原有人数百分之六十七。逃散的人只有百分之三十三。[22]

　　为了解决新区干部问题，中共西南局提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具体办法是将野战部队地方化，分片包干到各地区，进行接管、剿匪、反霸、征粮和组织春耕等工作，同时抽调大批军队人员转入地方工作。1950年元月初，根据西南局指示，二野五兵团除十八军要承担进藏任务外，其他部队均进入指定地区。兵团直属机关包干贵州省级机关和贵阳市，军、师一级包干一个地区，团包干一个大县，营包干一个小县，完成了贵州全省的接管。

　　据《中国***组织史资料》记载：解放初期，贵州干部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组成：冀鲁豫南下的干部、贵州籍回黔干部及其他省籍调贵州工作的干部(包括西南服务团贵州干部队的干部)，随军西进的青年学生(包括二野军大部分学员及五分校的学员)等，共6261名；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干部3282名；贵州秘密党组织的干部和从罗盘地委抽调的干部以及秘密党组织领导的群众组织中的革命青年共612名。为了适应各项工作的需要，经过培养新吸收的贵州地方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包括西南革大学员)等6258名；留用旧政府工作人员4689名。干部总数由1949年底的7303名到1950年发展为20681名。[23]在中共贵州新政权中，冀鲁豫区的干部比重最大，是新政权的骨干力量，也使新政权带有了鲜明的客籍特征。

　　中共在西南对旧政权军政人员的攻心政策相当成功，促进了军事上的迅速胜利，减少了流血，保证了城市接管的顺利进行。整个西南战役，解放军自身伤亡不到五千人[24]。但是，中共很快接收了这么大的摊子，也就是承担起了一个很大的责任。西南的党政军各单位，连同包下来的***军政人员在内，至少有二百一十万人需要供养。[25]财政负担极重，生产尚未恢复。加之许多地方的基层政权还没有来得及触动，还保留着武装，地方势力还很强大。所以，中共在西南建政的重心，不在于军事占领和政权接收，而是新政权建立之后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改造。

　　在西南的军事行动刚刚结束，邓小平和西南局就立即发出指示，及时提醒各级干部注意：如果以为西南战争业已结束，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极端危险的思想。“西南的封建阶级还原封原样地保留着，而且手上还有武装，这意味着更尖锐的阶级斗争还在前面。这场斗争要到完成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以后，才算获得基本的胜利”。[26] 1950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向西南的党员干部严正指出：西南还有严重复杂的斗争的问题，“而每一步能否胜利，都取决于策略是否正确，步骤是否恰当”。[27]

　　二、西南匪患和贵州“剿匪”

　　中共接管西南建立新政权后不久，西南各省区普遍发生了大面积的匪患。一些前政权残余势力和兵匪不分的地方游杂武装，复起叛乱，裹胁民众，公开反对中共新政权。贵州是西南新区中匪患发生最早也最严重的省份。

　　西南的匪患，由来已久。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历来是匪患猖獗之时。***败退前，在西南地区曾作了打游击的应变准备。但是，在解放军进军西南时，***的这些应变准备并没有发挥什么作为，既没有出现策应***正规部队的游击战，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匪患。大部分旧政府人员和地方保安武装，在解放军招抚和宽大政策感召下，一般都还有比较好的合作态度。据刘伯承、邓小平1950年1月18日给***的报告中说：“故凡大军通过之地区，大多数旧人员及保安武装都与我们接头，维持治安，筹办粮草和自动组织解放委员会等维持会性质的机构，临时维持秩序听候接收。一般地对后方补给尚较稳定，未遭受较大的危害。”[28]但是，在消灭了西南***九十万部队之后，西南匪患却大面积爆发起来，一些已经倒戈投诚的部队复叛为匪，表现也更为顽固。问题的关节何在？

　　中共新政权立足未稳之时出现的大面积匪患，无疑具有反对共产革命的政治性质。这种政治性质的匪患，是前政权残余势力、社会黑恶势力和惯匪、恶霸、地主、会道门联合在一起对共产革命的武装抵制，比战场上的敌人更为顽劣。通常的说法是把新区匪患冠以“政治土匪”之名，归为前政权残余势力有计划有预谋的激烈反抗，这种仅是从政治层面解释的说法，会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共产革命在社会层面遇到的抵抗。

　　彻底消灭土匪、恶霸、地主，铲除旧社会的传统势力和政治根基，本是中国的共产革命要消灭封建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以中共革命的经验来看，在接管新区之后，清剿土匪和反霸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西南地区由于军事行动迅速结束，收容了大批***军政人员，原保甲系统还没来得及触动，农村“封建势力原封原样保持着”，剿匪反霸没有马上开始。在邓小平和中共西南局的时间表上，西南战役结束之后，首先是要教育改造九十万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军队。然后才能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即通过实行合理负担、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发动农民群众，直至分配土地，渐次完成消灭“封建主义”的任务。[29]邓小平对改造数目庞大的旧军队的工作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安定农村秩序的“重要准备之一”[30]。在西南，中共部队共有七十万人，要教育改造九十万人的***降军和俘虏，不能不十分谨慎。邓小平说：这九十万人的工作“关系到今后西南的全部斗争，其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必须有策略、有步骤、有办法才能做好，也必须做好”[31]。这项工作“做好了就是给反动势力以致命打击，做不好就会再度演成混乱局面”。[32]他对改造旧军队的预期要求，是“在半年内做出成绩来”。[33]在这九十万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完之前，农村只是搞征粮和组织春耕生产，消灭“封建势力”的事情还无法提上日程。1950年春，西南匪患烽烟四起，邓小平和西南局出于安抚改造九十万***军队和分化敌人的策略考虑，决定暂时不提出反霸口号，以便“集中力量打击反抗我们的人。[34]

　　虽然邓小平和中共西南局在西南战役刚结束时就提醒大家，“真正的战争还在后面”。但是，还没等中共在乡村开展消灭“封建势力”的行动，匪患就普遍发生了，这还是有某种突发性的。这在邓小平等西南局领导人1950年初的指示和报告中也看出。1950年1月8日，邓小平在给川南党委和各军的指示中，对局势的看法是比较乐观的。认为“目前地方土匪不多，秩序还好”。时隔十天，1月18日，邓小平给***报告西南地区接管后的新动向，对匪患问题就很警觉了。“各地土匪、特务开始抬头和滋长，危害地方治安”。一个星期以后，2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不无担心地指出，“农村土匪、特务活动正在普遍发展”。2月上旬，四川匪乱爆发。中共西南局明确指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2月18日，邓小平向中央报告了西南匪患严重的情况：当前西南的基本情况是“***匪特和封建阶级（包括地主、恶霸、帮会、土匪），正展开全面的反抗革命的斗争。其特点如同其他新区一样，一开始就带着剧烈的武装斗争的性质，其形式是到处土匪蜂起，有的地方已开始有会门活动，而且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 [35]

　　短短四十天的时间里，在通讯手段落后信息不畅的西南农村地区，土匪从“不多”，到“开始抬头”，到“普遍发展”，再到“到处土匪蜂起”，可见西南匪患迅速蔓延起来的速度多么惊人。对此，邓小平和中共西南局的分析是“西南的封建力量比其他各地都大”[36]。

　　在许多有关新区剿匪的研究著述中，分析新区匪患猖獗的原因，多是强调***政权败退时的潜伏力量和地主封建势力对共产革命的顽抗等等。似有过分夸大政治因素和强调客观之嫌。如果前政权的残余力量在最后还能有这么大的政治能量，中共在全国能够迅速取得胜利就变得有些不可思议了。政治问题能够形成集中爆发的规模，必然会有其社会的和经济的理由。或者说，被某种政治势力利用了普遍发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煽动。西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中央系历来瓜葛不多，并无誓死效忠前政权的政治理由。1950年初各地匪患普遍发生时，***在西南的正规军已被歼灭，朝鲜战争还没有爆发的迹象，而且在农村的“反霸”行动还没开始，也谈不上如何刺激了地方封建势力。导致各地匪风四起的直接原因是新政权的“征粮”。邓小平在分析西南匪患原因时也讲到，西南各地土匪的口号主要是抗缴公粮[37]。实际上，不惟西南一地，华东、华南、华中的新区匪患，也都以“抗粮”为号召。各地的“暴乱事件带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性”，比较普遍地提出了“反征粮、反运粮、反饥饿、开仓济贫、打倒北方人政府”等口号。[38]这说明在新区匪患猖獗的诸因素中，征粮问题的权重是最大的。由征粮引起的社会骚动和民变，实在是形成新区各地匪风四起的一大关节。中共建政后，财政问题十分严峻，军政开支浩大，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农村征粮征收过重的情况一时在所难免。西南接收下的摊子大，财政负担重，征粮数目大，在全国各大区是很突出的。

　　中共接管西南地区后，“包下来”的***军队九十万，公务人员四十万，企业员工十万，加上解放军七十万，至少有二百一十万人需要供养。[39]中共西南局还承担着进军西藏的任务，人吃马嚼全需自备，这也是一笔巨大开支。同时，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也都需要财政支持。中央政府正集中全力在各大城市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压制通货膨胀，需要各地紧急调运粮、棉、煤支持。西南战事硝烟未散，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就要求西南给上海提供四亿粮食的支持，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由此可见。[40]所以，中共西南新政权成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财政极端困难，当务之急是粮食缺乏。邓小平亲自挂帅，担纲主抓财政和粮食征收。

中央给西南额定的1949年度公粮为四十亿斤，其中四川三十亿斤，云南、贵州各五亿斤。[41]这个负担是相当重的。一是数量上比过去***的最高征粮数又增加了三分之二（四川）；二是征粮的季节已过，很多农户的存粮已经卖了，需再去买粮来交。邓小平曾给出了一个形象的估计：一般地主过去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负担，现在要负担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再加上，***已经征收过1949年的赋税了，征粮开始时又是不予扣除的，使农户负担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以上。[42]有的地方，地主负担有超过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二百者。[43]可以想象到，这么大数目的征粮任务压下去，不仅地主叫喊交纳不起，一般农户也是要叫喊的。另外，广大农村还没进行社会改造，还是在利用过去的保甲人员维持和支差，征粮任务落实困难。而且派出征粮的干部不足，不熟悉情况，缺乏经验，沿用的是***时期旧的征粮办法。情急之下，逼迫吊打的情况间有发生，以至于形成僵局。一些民主人士感到征粮数量太大，担心激起民变，曾向中共西南局建议，要求减免一些公粮。甚至有些地方负责干部也希望采用抗战时期合理负担的政策。另一方面，正在改造的大批***起义投诚部队，许多人受不了解放军的纪律和艰苦生活，抱怨对他们是“解而不放”。甚至发出“当兵不拿饷，不如找老蒋”的叛言乱语。邓小平深知征粮问题事关重大，不重征不足以维持大局，态度坚决，强调“公粮必须完成，否则要产生严重的财政混乱”。[44]

　　至1950年春，西南诸省大面积匪患爆发，征粮工作陷入停顿状态。到5月中旬，全区公粮只征到百分之四十左右。[45]征粮干部损失巨大，有两千多人牺牲。由于财政收入减少，亏空巨大，不得不由中央补贴十多亿斤粮食弥补。同时调整了征粮数量和政策， 1949年公粮任务由四十万亿斤降到三十万亿斤，税收也减到十七亿五千万斤。经过八个月的努力，在减免了四分之一的基数上，终于完成了任务。

　　关于征粮和匪患的关系，在1950年7月召开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西南财政工作报告中说：“由于任务繁重，时间短促，情况不熟，地主抵抗，致干部发生急躁，产生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有些错误是严重的。同时，由于匪特分子的破坏，也使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46]西南区军事工作报告则说：“有人认为土匪问题是征粮问题，禁用银元问题所引起，要求人民政府修改政策，停止征粮，开禁银元。事实上一切材料都证明，这是蒋匪预先有计划、有组织布置的，以土匪游击战争为形式的反革命阴谋”。[47]两种观点都有其从各自工作出发的认识角度。财政报告强调的是政策方面的问题，前后因果关系清楚。军事报告强调外部敌人的捣乱，是当时进行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

　　贵州的匪乱，起事早，规模大，危害时间长，在西南和全国都是匪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中共接管贵州初期，军事斗争、城市接管、农村借粮和征粮等项工作都进行得比较顺利。邓小平对中共贵州省委这一阶段的工作多有表扬。在1950年1月2日邓小平给中央的报告中，还专门提到“贵州有少数县份已经开始征粮，缴得又好又快”。

　　但到1950年2月下旬春节过后，形势即发生剧烈变化。一部分刚被收编的***部队发生叛乱，许多地方匪风四起。到1950年3月底，武装叛乱已经波及全省。4月中旬，叛乱达到高峰。收编的***部队中复叛的约十五个团，地方保安团队和乡保武装相继叛变。各地的地方封建势力纷纷自树旗号，占山为王。全省较大的股匪约四百六十余股，达十二、三万人枪。他们裹胁民众，鼓动“保粮、保命、保枪”，阻交通，拦军车，劫行商，抢财物，四处攻打区乡政府，围攻县城，袭击解放军小股部队，劫杀下乡工作队，残害政府工作人员。仅3、4月间，中共军政人员牺牲即达两千多人。全省被土匪反叛武装控制了31个县城，中共占领的48个县城，也大多只是县城和少数乡镇。[48]不但整个农村顿形混乱，省会贵阳市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一时人心惶惶。[49]

　　贵州形势突然逆转，匪患如此猖獗，这是许多干部始料未及的。1950年4月1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检讨了贵州匪患发生的原因。认为客观原因主要有二：一、贵州解放较快，保存了强大的封建势力，农村保甲制度封建秩序原封未动，乡保武装实际上仍是操纵在封建势力手里。随着剿匪征粮工作的展开，封建势力逐渐由混乱到清醒，在和匪特结合下，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工作，向我大举进攻。二、贵州匪特为***中央系多年来直接培养，而且在退却前即准备了游击战争，自上而下敌特务组织尚保持密切联系，自解放至今未遭受致命打击。《指示》说：在以上两个条件下，假如匪特扰乱为一般新区不可避免的阶段，在贵州有其更为严重的意义。

　　中共在贵州建政时期的匪患与新区一般匪患相比，确有自己的特点。贵州山多沟深的地理封闭环境，保存着世代相袭的传统社会形态，居民有自己特定的生活方式。当共产革命试图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时，他们是要抗拒的。匪特分子的扰乱作用，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发挥出来。在匪患全省大面积出现时，普遍喊出的口号是“抗粮、护烟、反对禁用银元”。

　　1950年初，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中共贵州省委接连下达了征收公粮、禁绝鸦片和禁用银元的指令。[50]民众称为“三股水一起流”，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波动。在进行征粮、禁烟、禁银中，一些干部又是以“令行禁止”的军队作风行事，引起民众极大不满。从《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中反映的一些情况看，基层干部作风粗暴和命令主义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如：在征粮中，一些干部强迫命令，简单化。个别地方形成有粮食就抬。对禁烟则不分时间、地点，轻重缓急，笼统机械的搬下去。强迫群众拔烟苗，说是“自动拔除”，实则是干部强制。禁用银元，原本只是在贵阳、遵义、安顺三地，中小城市及农村不禁止，但让干部同样搞了下去。一些地方毫无准备实行禁银。甚至个别干部在农村赶场，也没收白银，又没有人民币兑换。另外还有些干部打人、骂人。对此，中共贵州省委检讨了自己的责任：承认省委对执行政策、干部水平估计不足，缺乏更加具体的布置。[51]

　　贵州叛匪的政治口号与西南叛匪的政治口号大体一致，主要内容为反对新政权“征粮”、“禁银”的经济政策，反对北方干部。如：“饿死不如战死”、“开仓济贫”、“保枪保命”、“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专打山东人，不打本地人”、“反征粮”、“反禁烟”、“反禁用银元”等等。如果说其他地区叛匪的主要口号是抗缴公粮，贵州叛匪强烈提出的是地方特色的政治口号——“护烟”。贵州是种植和吸食鸦片最多，烟毒最泛滥的地区。历史上曾有因政府禁烟激起民变的事情。1949年***贵州省政府开放烟禁，贵州种植鸦片比往年更多，约占耕地面积的一半。[52]中共新政权一成立，就雷厉风行地禁烟禁毒，是政治风险很大的事情。对于穷乡僻壤的烟民来说，并分不清国共两党的政治区别，只认大烟。对此，新政权一开始是估计不足的。在对待“禁银”的问题上也是如此，都是急于与中央政策拉齐的做法，忽视了本地民情特点。

　　贵州匪患的特点是“土”和“乱”。各股叛匪首脑多为前政权的地方势力代表，中下层的官吏，中下级军官和社会不逞之徒。据1950年4月中共贵州省委的匪情分析：“一般各股主要负责者为过去***常委、伪县长或国大代表，其次为地主乡保长，惯匪则为下层骨干。”贵州旧地方基层政权人员参加叛乱的人很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乡保长、保安团队和乡保武装举行了叛乱”。[53]收编后又复叛的***起义部队，主要是与封建势力联系密切的地方保安部队，正规军中出叛兵最多的八十九军实际上也是个袍哥性质的军队。可见，从一定意义上讲，贵州的匪患也可以看作是土著地方势力对共产革命的武装抵抗。

　　贵州各股匪旗号杂乱且地方色彩鲜明，也不如四川股匪与***中央系的联系密切。虽然胆大妄为，甚至连杨勇司令员的车队都敢拦劫，仍是一群乌合之众。以1950年3、4月匪风最嚣张时期的安顺匪患为例，可为匪乱之“乱”一瞥。据中共安顺县委的报告：当时“全县工作被压缩在城内，乡间各地差不多村村被抢，寨寨杀人。匪徒又相互抢劫，如匪首甘绍周率众二十余人大肆抢劫，而其他股匪趁机将他家抢劫一空。有一个土匪在北门外五里抢了二斤盐巴，未到城里又被抢走……”。[54]但在军事行动的意义上讲，这些地方土著反叛武装要比***正规部队更难对付。他们不仅数量大，而且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人地两熟，善于周旋，复灭复起，更难平息。

　　因为新区匪患量大面宽，起因十分复杂，裹胁民众甚多，匪众中兵、民、匪、特的界线十分模糊。剿匪与中共过去对付的军事战场的敌人大不相同，是政策性很强的事情。处理不当会给一个地区造成长期的社会不稳定，给新政权的长治久安留下遗患。

　　1950年2月15日，解放军西南军区发出剿匪指示。指示指出：“这一战役的本质，是肃清蒋匪残余势力和反封建的斗争。故须采取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安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55]

　　1950年3月25日，中共西南局发出指示，要求各省、区党委切实贯彻中央3月18日指示。批评前一时期在干部和一些领导中，因“历史教训”怕杀人，对坚决反革命的分子未实行严厉镇压，结果既未达到分化土匪的目的，又脱离了群众。给土匪以利用群众经济生活的困难和政治觉悟不高的特点，裹胁群众的空隙。同时指出，“直接和土匪肉搏的工作人员，则由于领导上过分宽容而自行乱杀的现象开始发生”。指示提出了“不可不杀更不可多杀”的政策方针[56]。

　　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精神，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确定了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的方针，对贵州剿匪行动作了全面部署。1950年4月1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要求党、政、军、民全体同志，正确地执行政策，迅速学会与匪特封建势力斗争的方法，克服困难，转变目前形势。各项具体方针是：一、集中武装力量进行清剿，坚决把匪风镇压下去；二、在重要交通线及仓库、工厂所在地迅速构建碉堡，实行碉堡战术；三、对于坚决反革命阴谋暴动匪特首领，必须实行坚决镇压。应该拉过来的人要坚决拉过来。四、对起义部队的整编工作，按军政计划认真执行。对问题复杂不稳的保安团队及收编的土匪部队，和地主阶级恶霸分子直接联系的乡保武装，可即把武器收起来整训。五、禁烟工作，目前不再提铲烟苗，而着重于禁运和大力宣传禁种；禁银工作，除贵阳、安顺、遵义外，其他地区暂不禁。六、执行少数民族政策。七、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57]

　　贵州的剿匪是按照“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结合的方针进行的。在政策策略上采取“宽大和镇压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以分化瓦解股匪，孤立匪首。在剿匪步骤上，收缩兵力，首先集中兵力歼灭主要交通沿线和中心富庶地区的叛匪武装，然后逐步向边远地区推进。在战法上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会剿与驻剿相结合的战术。

剿匪部队把股匪中战力最强的***起义复叛部队作为首选目标，予以严厉打击，震慑众匪。6月份以后，贵州形势开始好转。到8月底，共歼股匪82303名，剿匪已取得完全的主动。[58] 9月以后，贵州军区调集有力部队，对各路股匪进行合围会剿。到年底，中心地区股匪基本消灭，重要匪首多被擒获，城乡治安日趋稳定，人民的生产生活逐渐恢复正常。1951年初，中共贵州省委在全省开展了群众性的清匪运动。全省从省、地、县、区、乡、村各级都成立了清匪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组织。发动群众封锁戒严，山山搜索，路路设岗，清查残匪，捕捉匪首。剿匪重点也由中心地区转到边沿地区，对省界地区进行大规模会剿和围剿，在群众配合下缉捕大小匪首。到1951年5月，全省基本平息了匪患，大股土匪相继被歼，重要匪首陆续被获。截至1951年7月，全省仅剩残匪二千余人。[59]

贵州省的剿匪，前后历时一年半之久，歼敌甚众。对当年剿匪数目的统计有两个数字，一是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陈曾固在1951年5月10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数字：歼灭股匪14万多人。[60]一是有关资料统计和当事人回忆的数字。从1950年1月到1951年8月，贵州剿匪部队进行大小战斗四千余次，剿灭的股匪武装，中队长以上头目有14397名，普通成员有278136人。[61]在基本平息了匪患之后，仅隔三个月，剿匪数量翻了近一倍。前者的数目，似应是军事剿匪向社会公布的数目。后者翻倍的数目，似应是包括清匪行动后增加上来的内部掌握的数目。可见，贵州剿匪不仅军事打击的力度大，而且清匪行动也相当彻底。

　　对于中共新政权的权威建立和巩固而言，剿匪的政治意义要更大于其军事意义。通过剿匪的军事斗争，摧毁了前政权的基层组织和乡保武装，消灭了危害百姓的惯匪、恶霸，清除了横行乡里的黑恶势力，打击了地主、会道门等封建势力，肃清了长期危害一方的匪患，以革命手段树立起了新政权的统治权威。在贵州剿匪中，有2万多干部和工作人员下乡，深入农村进行发动群众的宣传动员，组织农民协会。将收缴民枪给可靠群众，实行“枪换肩”，建立起了民兵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

　　1950年9月，贵州农民协会发展了130万人，民兵发展了6万人；到1951年1月，农民协会发展到200万，民兵发展到35万多。[62]这样，在以革命暴力颠覆了乡村社会旧的权威秩序的同时，确立了中共在贵州广大农村中最基本的依靠力量和统治的合法性权威。

　　在剿匪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中共西南局和贵州省委借助剿匪的强大威慑力，及时将社会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1950年9月，中共贵州省委即在全省部署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的五大任务。中共西南局指示贵州省委，“一切工作的推行均必须和清剿土匪相结合”，以加大各项社会改造的力度。1950年9月在贵阳市首先掀起了禁烟禁毒的运动，查获销毁毒品，处决毒贩。到1952年，全省范围基本上禁绝了鸦片烟毒。禁银工作从1950年3月开始推向各地区，到1950年底，已有43个县实行了禁银，其余各县也相继在1951年内完成了禁银。[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