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时期的性暴行
清军入关时期的性暴行
由 道奇微 周日 二月 22, 2015 12:04 am
诸如扬州十日记，《嘉定乙酉纪事》《江变记略》这类笔记记载的满清暴行，大家或许都不陌生。
而下面，我主要列举满清官方资料，以及第三方叙述的满清暴行。
第一部分：满清官方屠杀文告
首先，满清自己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其中最著名的，是满清官方资料《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
“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并宣称：
“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爝火录卷四）
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满清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在以上满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的凶恶威胁。而下面列举的资料，则证明，满清的公开威胁，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
第二部分：满清（后金）入关前的大屠杀
首先，满清入关前，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诺干：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第三部分：满清入后的大屠杀
1、满清官方资料和第三方资料
满清入关后，对自己大屠杀最赤裸裸的供认，就是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
“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满清档案：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0中，更是由于“城破尽屠”，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无凭究拟”的犯人。《朔州志》也承认：“城破，悉遭屠戮”。
广州大屠杀，得到中立的第三方资料证实。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12月版)。
远离世俗的出家人，则记载了这次大屠杀的具体规模。
《广州市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70万人遇害这个数据，应该是由当年负责收尸的和尚们记载下来的，可是说是直接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至今还记录在广州大佛寺的网页上。我佛慈悲，出家人果真不打妄语。
经过满清的大规模屠杀后，“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官方档案中记载如下：
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
满清最高统治者参与大屠杀的铁证：
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扬州十日的大刽子手豫亲王多铎，将屠杀中掠夺的“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给满清最高酋长。
顺治帝获得十名，摄政王多尔衮获得三名，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一九七页。）
2、各种时人笔记和地方志的记载。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南昌大屠杀，“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所食牛豕皆沸汤微?集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是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
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嘉定大屠杀，“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这个就不多说了。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偎?Γ?信 e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
各地为剃发的分散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纪》：
“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
前清的罪行罄竹难书……
3、清军的性暴行（扬州十日和江变记略中的常见资料，以下不列入）
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清军江阴大屠杀，抗拒清军奸淫被害妇女，按照满清地方志统计为101人。（道光《江阴县志》卷20《烈女》）
清军扬州大屠杀，抗拒清军奸淫被害妇女，按照满清地方志统计为100多人。（雍正《扬州府志》卷34 ）
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
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4、满清掠夺虐杀汉族奴隶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
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往，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皇帝，“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5、满清迁海暴行：
康熙三年（1664）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郑氏始末》）
“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台湾外志》）
福宁州，“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俺、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乾隆二十七年福宁府志卷四十三）
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清初莆变小乘》
（广东香山县）“初，（广东香山县）黄凉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左翼班际盛诱之曰点阅，抱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埠，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道光七年《香山县志》卷八）
四、对于屠杀规模的估计
笔者对明清之际，人口变迁的一些看法，仅供参考。
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5,165.5459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实录卷4）。
以上人口数字，当然是不完整。因为人口被大量隐瞒。通常认为，明代人口，实际上仅是官方所掌握的赋税人口。
很多人口学者（包括海外学者）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大约在1亿到2亿（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尤其是人口学权威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强调：“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应有1.97亿人。万历二十八年以后，总人口还可能有缓慢的增长，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亿了。”
而有些乐观的西方学者，则估计在1600年左右，明代人口为2.3亿人，甚至还有峰值2.9亿的估计，但明显偏高了。综合来说，认定明末人口在2亿左右，已经成了人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与明代人口相比，在官方统计上，满清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比明光宗泰昌元年减少了4000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清实录世祖卷61）。
而在满清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
诚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清初人口，在雍正朝前，同样存在严重的缺漏现象。学者们对1650年前后的中国人口，同样做出了估测，但数值差异很大，在4000万-1亿左右。
其中，1亿这个最高数字，是何柄棣根据他对1650-1700年的人口增长率估计数字平均推算的。从满清对人口统计和赋税制度加以变化后的全面人口统计看，何柄棣的估计明显偏高，而且他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在1650-1670年之间，大陆上的残酷战乱和满清的屠杀，并未停息，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人口增加率，不可能是1650-1700年的平均水平，而应该是大大低于这个水平。
由上述情况分析，在1660年左右（满清基本控制大陆），中国人口的最高数值，不可能高于5000-8000万人。与明末公认人口相比，减少约1亿2000万到1亿5千万以上。如果考虑到新增人口，则损失总数更是巨大。
其中固然有大量死于灾荒的人口，但由于满清控制全国，所以因为迁外迁减少的人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在考虑了上述因素的情况下，推定有几千万甚至超过1亿人口，遭到了满清的屠杀，是有充分依据的。甚至可以说是极端保守的。
历史上的满洲人和现在的满族人是不同的，每个人也不应仅因其出身或血统而承担罪责。
激奋的心情俺也有，但种族主义并不是俺赞成的，更反对暴力。
贴这个出来是想和大家一起更全面客观的看待历史和现实。
一百年来几代国人不惜自毁自残来狠挖深批的所谓造成中国落后挨打贫困的根源“中国人的劣根性”或是“中国文化酱缸论”是否正确呢？满清屠掉一半中国人的大屠杀又怎样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与未来？
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而不是争吵和漫骂。
结合现在的现实，只有我们充分地尊重人权，走上民主的道路，形成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民族，这种血的教训才不会重新出现。
过去做的坏事，不管是杀人还是强奸，让谁承担责任也不可能，也没必要。把他归到种族的优劣上大可不必。 (扬州十日和江变记略中的常见资料，以下不列入）
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清军江阴大屠杀，抗拒清军奸淫被害妇女，按照满清地方志统计为101人。（道光《江阴县志》卷20《烈女》）
清军扬州大屠杀，抗拒清军奸淫被害妇女，按照满清地方志统计为100多人。（ 雍正《扬州府志》卷34 ）
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
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 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与日寇绝无二致。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皇太极掠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万，运河之水变红！！！其手段之残忍、屠杀之野蛮、破坏之惨重远远超过日本鬼子之“扫荡”。其凶残不逊于乃翁，至于多尔衮，更是青出于蓝。
从顺治二年四月清军南下开始，满清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大肆烧杀劫掠之后，多尔衮又竭力抹杀汉族的民族意识，清廷颁行“留发不留头”“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 的命令拉开了征服中国人的序幕。这是多尔衮代表满洲贵族发布的“屠城令”，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之上示众。汉人激烈反抗，多尔衮则一意孤行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竟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汉人被迫改穿难看至极的满人服饰，使延续三千多年的汉族衣冠毁于一旦。与其说忠于明朝，不如说保卫中国人民族生存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等又以文天祥似的姿态在这一刻站立起来，民族的脊梁英勇反抗着外族侵略者和汉奸的联合攻杀。殊死搏斗后，于是其后就有了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尔后就是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苏州、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此外还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清寇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这些屠戮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样的血腥、残忍，都是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不过是没有专著记载而已，（你可去翻翻各地的方志），至今人们谈起多尔衮这个欠下我汉人累累血债的魔头仍切齿不已。南方一带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一个个被血海笼罩，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摧残殆尽，至少六千万人惨死，可能远不止此数，还有很多被掠为农奴。多尔衮实乃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屠夫。四川在明末遭受过张献忠的杀戮（有专家认为是满清的栽赃），清军进四川，杀的更干净，“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政府屠四川时张贴的公告！（日本人还挂出“皇军不杀良民”之类的幌子遮掩遮掩，满洲人连这都不用）。比如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杀，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清兵的野蛮、凶残可见一斑！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镶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满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顾诚《南明史》）。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杀。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军消灭。连德、日法西斯比起来，恐怕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17世纪，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经常可见数万成群衣衫褴褛的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汉奸兵在挥舞鞭子驱赶。马上的鞑子兵，用野蛮人的牲口话不断欢呼大叫，狂饮抢来的美酒，盘算着今天“收获”的财宝。这些磕头求饶、保住小命、被迫“谢恩”留活口的汉人，只好去当野蛮人的奴隶，没有价值的老头老太小孩子早已就地杀死。男丁押去庄园做农奴苦工，女的分配给满人奴隶主淫乐...
被满清杀害的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变纪略》，仅有抄本传世，该书于乾隆四十四年被满清禁毁。最近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了。书中对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清兵将妇女抓来“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轮奸的兽性，更是人间罕见。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
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其实东方的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
扬州十日
一***五年四月，清军进攻南明，兵围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史可法忠肝义胆，率扬州军民拚死抗击清军，困守孤城，清军乘机诱降，主帅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严词拒绝，誓死不降，历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清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攻克了这座城市。城破时史可法被俘，守军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多铎劝他归降，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清军主帅被扬州军民的英勇抗敌精神激怒了，一则是兽性大发；二则是为了毁灭汉人的抵抗意志，竟然命令那支杀红了眼的清军在扬州大掠十日，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无恶不作，象一群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作尽伤天害理之事。十天之后，扬州的男人们被屠杀殆尽，繁华都市顿成废墟。仅扬州一城，死者即达八十余万，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扬州十日记》描写清兵杀人如麻，流血有声，读了之后，令人毛骨悚然，如游地狱，忘掉人间。80万汉族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被满清侵略军残酷的杀害，整整十天，那是怎样暗无天日的十天！怎样的愤怒与绝望！当时的汉人，恐怕会觉得本民族的末日到了吧。
扬州十日到底杀了多少人？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载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不过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但据史料记载，当时扬州周边乡村和县城的百姓大多聚集到扬州城避难，就算二、三十万也够惨烈的了）。过了近三百年后，日本人在南方仿效扬州十日来了个南京大屠杀。扬州，自从那次大屠杀之后，从千年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小城市，这个大家有目共睹。南京大屠杀之后的南京却并没有如此。可见，扬州屠杀之烈，远甚于南京！！！
嘉定三屠
清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却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高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朱子素的笔记《嘉定乙酉纪事》载“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嘉定乙酉纪事》，下同）。更有甚者，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了。
杀戮的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清兵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五十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占领控制了嘉定。“乡兵复聚，遇剃发者辄乱杀，因沿路烧劫，烟焰四路，远近闻风，护发益坚。”清军再次镇压，因嘉定居民闻风逃亡，这一次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民间炊烟断绝。”
“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绿营把总吴之藩造反，但这是一次无望的起义，很快就被覆平，清军恼怒，嘉定也再遭浩劫，连平息吴的造反外带屠戮平民，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杀，这是嘉定第三屠。朱子素的《嘉定乙酉纪事》结尾：“以予目击冤酷，不忍无记，事非灼见，不敢增饰一语，间涉风闻，亦必寻访故旧，众口相符，然后笔之于简。后有吊古之士，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庶几得以考信也夫。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满清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尝”。因为在这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
江阴屠城
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清军屡攻不下，丧亡“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高唱着“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的雄壮军歌。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八月二十日，江阴城被清军攻破。清军攻进江阴后，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就下令屠城，“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大砍大杀了三天，被屠杀者达17万两千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江阴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达80多天之久，打败了清军二三十万的大军，杀死了七万五千多清兵，使满清侵略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通史》，丁文主编）
拒不剃发的人都掉了脑袋，拒不与清廷合作的人也渐渐老死在了山里。后来的人，逐渐为功利所诱，纷纷地去参加了清廷的科举。清廷的科举，表面上看，考的也是儒家的东西，但实际上，要参加这样的考试，前提就是要放弃自已的羞恶之心。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然而，可悲的是，有些文弱的书生们的抵抗倒比武夫们更坚决。吴三桂、洪承畴等明朝武将充当满清鹰犬，四处镇压人民的反抗，而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即明末清初三大家）却坚强不屈地筹划抵抗。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并不少见。明成祖入定南京，武将皆已臣服，只有文臣方孝儒虽诛十族亦不肯为篡位者拟诏书。文人们的英勇行为是不能用利益得失来解释的，因为他们心中有儒家忠义的信念。儒家思想的精髓，不在于那些关于心性的空谈，而在于对忠义廉耻的追求。怀有忠义廉耻之心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儒家。明清之际的文人，在拼死抵抗失败以后亦不忘著书立说，以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并图唤醒国人。他们那些在剧烈动荡中留下的作品闪着思想的光辉，如《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等。而清代，大兴“文字狱”，文人动辄以一文一句获罪,终其全朝，鲜见有像样的有思想的作品出现使清代全无敢于研究思想与学术的人，有的只是一些翻故纸堆的考据学家。
看过以上历史场景回放，再与日寇相对比，这是内战吗？根据什么“理论”“观点”可以把它看作正常朝代更迭的杀戮？施暴者的后代美其名“紫气东来”是缺乏良知，而被施暴者的后代美其名“紫气东来”则是丧失人性。
满清入关前后对汉族等各族人民屠戮的血腥性、野蛮性和对汉人民族意识的彻底绞杀（屠城、留发不留头、强制穿胡服、圈地、掳掠汉人为奴、文字狱、保甲连坐制），都充分表明了“满清之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民族战争、“甲申国难”，是五千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祸水”，而不是兄弟相争、统一中国的内战，更不是什么东来“紫气”。
清军实施大同大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这样描述广州大屠杀：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
清军文书的陈殿桂也承认：家家燕子巢空林，（家燕逃到髁掷？伏尸如山莽充斥。（莽，野草）。。。。死者无头生被掳，（生者都被俘虏，妇女为主）有头还与无头伍。（妇女最后还是要被凌辱逼死）血泚焦土掩红颜，（红颜，妇女）孤孩尚探娘怀乳。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广州有两个地名：十八甫和太平桥
满洲豚尾兽按照长度单位甫分配杀人计划，一直杀了十八甫然后停止。十八甫后的那个地名就叫太平桥
不能把秦灭六国和蒙元、满洲入侵混为一谈
常有别有用心的满遗把满清入关同秦统一相比，能比得了吗？
其错误在于，虽然在西周，春秋早期有一些士大夫对于秦、楚有偏见，认为它们是蛮夷之地，甚至是蛮夷之邦。但是经过数百年的文明教化，早在春秋末期当时的人们已经普遍把秦、楚看作华夏文明之国了。秦本身是周天子封的诸侯国，只是由于处于蛮夷，在早期不被中原人看作华夏，但是秦早就接受了中原文明，进步到了成为华夏文明的代表。早在春秋末期当时的人们已经普遍把秦、楚看作华夏文明之国了，《诗经》就收录了“秦风”，《尚书》有秦穆公自责的《秦誓》。秦国同样响应“尊王攘夷”的口号，成为五霸之一。东汉章帝钦定的《白虎通》解释道：“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兴复中国，攘除夷狄，故谓之霸也。”
秦国和六国都自认为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同宋明时期的国，性质迥然不同，那时的国是天子给亲属和臣下的封国，特别是天子的子孙能得到很大的封国，汉代仍然有封国。所以当时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文明文化基本一致的共天下的关系，各国语言文字礼仪祭祀大同小异，是华夏民族内部事物。而宋明时期的国则有民族国家的性质，蛮夷和汉根本就是不同风俗，不同文化的两种民族。在元末朱元璋提出过“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从清初一直到孙中山都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可见当时人们的心理，根本不把蒙古人、满人当成中国人。他们自己也同样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秦末农民战争有人提出过驱除秦国人的口号吗
不，而是“伐无道、诛暴秦”。秦国人、六国人。不分彼此都在同一武装集团下共事，争夺天下。这根本就不存在民族革命、民族解放的斗争内容。怎么可能把蒙元、满清入侵和秦灭六国并列呢？
第二 秦国的文化和各种制度最先进，蒙元、满清无法比。
秦国的国家组织能力，秦的货币文字度量衡以及军事手工业在列国中是最先进的。统一后推广到全中国。大一统思想，封建专制体制持续了二千多年。秦国信奉法家，强调功利主义，不象儒家那么迂阔、务虚。所以在经济、科技、军事、国家建设都走在列国的前面。秦修的都江堰、郑国渠、灵渠是世界水利史上的杰作。秦代大规模的工程建设，长城、秦始皇陵、阿房宫、秦直道等等只有秦朝能完成。
秦的工匠水平，管理模式科学而严密。在社会组织上，在工程管理建设上秦国在列国中都是出类拔萃的。看过中央台播放的《复活的军团》吗？秦国不论其手工业、农业、各种水利工程还是文化教育都比列国杰出和强大。
秦在语言文字上的统一是同一文化体系内的改良。
不要把秦统一文字说得那么可怕，实际上当时各国的语言文字，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只有少量异体字。各国人员往来交流根本不存在语言障碍，否则无法解释战国时期辩士各国游说，孔子周游列国，不曾有过翻译同行，秦的统一只是将少数异体字统一。其次秦国的文化也是博采众长，秦国创造的小篆在汉代继续使用，而列国的字体却再无流传。
秦朝的其他制度比如货币制度也是先进的。
比如秦国的货币比各国用的刀币、贝壳币合理方便得多，孔方兄使用了二千年。秦国的郡县制等政治制度也一直被袭用。
历史证明秦国的统一政策是成功的，这是因为秦国的文化、制度是最先进、最合理的。
秦朝才统一了15年，各种统一措施如果是不合理的，秦亡后，汉代早就恢复了旧制了。看看台湾、朝鲜光复后日本语言文字立刻被废除，而辛亥革命后，辫子立刻被剪掉。这只能说明秦作为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杰出代表不容怀疑。
把剃发令等同于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 用满清入关比喻秦国统一是多么可笑和荒唐。
第三、满遗还有沈阳市“纪念满清入关” 把满清大屠杀同秦国长平屠杀相比，认为是统一的代价，不值得批判。
满清的大屠杀怎么能秦国比，首先屠杀的范围不一样，长平屠杀的仅仅是战俘，而满清大屠杀屠杀范围极广，一城抵抗，全城不管平民百姓、老弱妇孺全给杀完。不仅如此，连周围四邻八乡也跟着遭殃，也要斩尽杀绝。
第二、长平屠杀仅仅是一次，是特例。而满清大屠杀屠杀地域范围广，时间跨度大。满清屠杀遍布全中国，从努尔哈赤屠杀辽东汉人到康熙平定三藩，屠杀政策历时将近一个世纪。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第三、长平屠杀、秦始皇焚书坑儒被骂了二千年，而满清大屠杀，却仅仅是近代才揭露，当代却有很多人（包括历史学家）试图抹煞、掩盖、忘却甚至辩护，说什么是政策问题，如此说来纳粹、日本都可以用“政策”两字来美化其反人类罪行。
秦的统一，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大规模的战乱。对生产、文化和人民生活都有积极的意义。秦统一后，修长城、建直道，击退匈奴，屯兵河朔。保护了中原地区不受北方匈奴的骚扰，保护封建社会发达的生产力。
秦国以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文化，还有先进的封建制度都是战国时期的最优秀的，秦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秦统一中国是历史的进步。而决非蒙元、满清那种大倒退，大破坏可比。
“满清兵的性暴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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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对清代的一些评价第五讲 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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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引发对满清的思考→从趁火打劫→长夜难明→万马齐暗的死寂
阎崇年为满清翻案
一个皇朝的描述----清朝
英国特使眼中的“康乾盛世”
由清代禁毁书籍的丰功伟绩说开去
有关清朝的削发
愚昧无知的满清王朝
再论为什么说“满清入关”是历史倒退
曾领先世界各国的中国古代军用火器
中国的火器历程：愚昧无知满清误国
中国古代统治者真有那么坏吗？
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真正原因
中国落后与传统文化关系不大,满清入关是主因
中国史学界的堕落与辫子戏的起源
中华文明的发展在西方科技革命前夜遭受了割裂之痛……
重修《明史》的迫切性
崇祯时期的赋税同满清初期对比
明朝的赋税那么低为什么还会激起大规模起义
不能把秦灭六国和蒙元、满洲入侵混为一谈
离虚君共和只差一步之遥 ——明代的票拟制度
而下面，我主要列举满清官方资料，以及第三方叙述的满清暴行。
第一部分：满清官方屠杀文告
首先，满清自己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其中最著名的，是满清官方资料《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
“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并宣称：
“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爝火录卷四）
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满清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在以上满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的凶恶威胁。而下面列举的资料，则证明，满清的公开威胁，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
第二部分：满清（后金）入关前的大屠杀
首先，满清入关前，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诺干：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第三部分：满清入后的大屠杀
1、满清官方资料和第三方资料
满清入关后，对自己大屠杀最赤裸裸的供认，就是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
“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满清档案：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0中，更是由于“城破尽屠”，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无凭究拟”的犯人。《朔州志》也承认：“城破，悉遭屠戮”。
广州大屠杀，得到中立的第三方资料证实。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12月版)。
远离世俗的出家人，则记载了这次大屠杀的具体规模。
《广州市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70万人遇害这个数据，应该是由当年负责收尸的和尚们记载下来的，可是说是直接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至今还记录在广州大佛寺的网页上。我佛慈悲，出家人果真不打妄语。
经过满清的大规模屠杀后，“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官方档案中记载如下：
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
满清最高统治者参与大屠杀的铁证：
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扬州十日的大刽子手豫亲王多铎，将屠杀中掠夺的“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给满清最高酋长。
顺治帝获得十名，摄政王多尔衮获得三名，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一九七页。）
2、各种时人笔记和地方志的记载。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南昌大屠杀，“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所食牛豕皆沸汤微?集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是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
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嘉定大屠杀，“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这个就不多说了。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偎?Γ?信 e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
各地为剃发的分散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纪》：
“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
前清的罪行罄竹难书……
3、清军的性暴行（扬州十日和江变记略中的常见资料，以下不列入）
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清军江阴大屠杀，抗拒清军奸淫被害妇女，按照满清地方志统计为101人。（道光《江阴县志》卷20《烈女》）
清军扬州大屠杀，抗拒清军奸淫被害妇女，按照满清地方志统计为100多人。（雍正《扬州府志》卷34 ）
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
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4、满清掠夺虐杀汉族奴隶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
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往，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皇帝，“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5、满清迁海暴行：
康熙三年（1664）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郑氏始末》）
“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台湾外志》）
福宁州，“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俺、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乾隆二十七年福宁府志卷四十三）
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清初莆变小乘》
（广东香山县）“初，（广东香山县）黄凉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左翼班际盛诱之曰点阅，抱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埠，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道光七年《香山县志》卷八）
四、对于屠杀规模的估计
笔者对明清之际，人口变迁的一些看法，仅供参考。
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5,165.5459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实录卷4）。
以上人口数字，当然是不完整。因为人口被大量隐瞒。通常认为，明代人口，实际上仅是官方所掌握的赋税人口。
很多人口学者（包括海外学者）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大约在1亿到2亿（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尤其是人口学权威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强调：“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应有1.97亿人。万历二十八年以后，总人口还可能有缓慢的增长，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亿了。”
而有些乐观的西方学者，则估计在1600年左右，明代人口为2.3亿人，甚至还有峰值2.9亿的估计，但明显偏高了。综合来说，认定明末人口在2亿左右，已经成了人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与明代人口相比，在官方统计上，满清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比明光宗泰昌元年减少了4000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清实录世祖卷61）。
而在满清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
诚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清初人口，在雍正朝前，同样存在严重的缺漏现象。学者们对1650年前后的中国人口，同样做出了估测，但数值差异很大，在4000万-1亿左右。
其中，1亿这个最高数字，是何柄棣根据他对1650-1700年的人口增长率估计数字平均推算的。从满清对人口统计和赋税制度加以变化后的全面人口统计看，何柄棣的估计明显偏高，而且他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在1650-1670年之间，大陆上的残酷战乱和满清的屠杀，并未停息，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人口增加率，不可能是1650-1700年的平均水平，而应该是大大低于这个水平。
由上述情况分析，在1660年左右（满清基本控制大陆），中国人口的最高数值，不可能高于5000-8000万人。与明末公认人口相比，减少约1亿2000万到1亿5千万以上。如果考虑到新增人口，则损失总数更是巨大。
其中固然有大量死于灾荒的人口，但由于满清控制全国，所以因为迁外迁减少的人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在考虑了上述因素的情况下，推定有几千万甚至超过1亿人口，遭到了满清的屠杀，是有充分依据的。甚至可以说是极端保守的。
历史上的满洲人和现在的满族人是不同的，每个人也不应仅因其出身或血统而承担罪责。
激奋的心情俺也有，但种族主义并不是俺赞成的，更反对暴力。
贴这个出来是想和大家一起更全面客观的看待历史和现实。
一百年来几代国人不惜自毁自残来狠挖深批的所谓造成中国落后挨打贫困的根源“中国人的劣根性”或是“中国文化酱缸论”是否正确呢？满清屠掉一半中国人的大屠杀又怎样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与未来？
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而不是争吵和漫骂。
结合现在的现实，只有我们充分地尊重人权，走上民主的道路，形成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民族，这种血的教训才不会重新出现。
过去做的坏事，不管是杀人还是强奸，让谁承担责任也不可能，也没必要。把他归到种族的优劣上大可不必。 (扬州十日和江变记略中的常见资料，以下不列入）
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清军江阴大屠杀，抗拒清军奸淫被害妇女，按照满清地方志统计为101人。（道光《江阴县志》卷20《烈女》）
清军扬州大屠杀，抗拒清军奸淫被害妇女，按照满清地方志统计为100多人。（ 雍正《扬州府志》卷34 ）
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
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 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与日寇绝无二致。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皇太极掠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万，运河之水变红！！！其手段之残忍、屠杀之野蛮、破坏之惨重远远超过日本鬼子之“扫荡”。其凶残不逊于乃翁，至于多尔衮，更是青出于蓝。
从顺治二年四月清军南下开始，满清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大肆烧杀劫掠之后，多尔衮又竭力抹杀汉族的民族意识，清廷颁行“留发不留头”“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 的命令拉开了征服中国人的序幕。这是多尔衮代表满洲贵族发布的“屠城令”，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之上示众。汉人激烈反抗，多尔衮则一意孤行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竟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汉人被迫改穿难看至极的满人服饰，使延续三千多年的汉族衣冠毁于一旦。与其说忠于明朝，不如说保卫中国人民族生存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等又以文天祥似的姿态在这一刻站立起来，民族的脊梁英勇反抗着外族侵略者和汉奸的联合攻杀。殊死搏斗后，于是其后就有了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尔后就是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苏州、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此外还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清寇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这些屠戮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样的血腥、残忍，都是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不过是没有专著记载而已，（你可去翻翻各地的方志），至今人们谈起多尔衮这个欠下我汉人累累血债的魔头仍切齿不已。南方一带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一个个被血海笼罩，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摧残殆尽，至少六千万人惨死，可能远不止此数，还有很多被掠为农奴。多尔衮实乃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屠夫。四川在明末遭受过张献忠的杀戮（有专家认为是满清的栽赃），清军进四川，杀的更干净，“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1649年满清政府屠四川时张贴的公告！（日本人还挂出“皇军不杀良民”之类的幌子遮掩遮掩，满洲人连这都不用）。比如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杀，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清兵的野蛮、凶残可见一斑！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镶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满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顾诚《南明史》）。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杀。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军消灭。连德、日法西斯比起来，恐怕也是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
17世纪，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经常可见数万成群衣衫褴褛的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汉奸兵在挥舞鞭子驱赶。马上的鞑子兵，用野蛮人的牲口话不断欢呼大叫，狂饮抢来的美酒，盘算着今天“收获”的财宝。这些磕头求饶、保住小命、被迫“谢恩”留活口的汉人，只好去当野蛮人的奴隶，没有价值的老头老太小孩子早已就地杀死。男丁押去庄园做农奴苦工，女的分配给满人奴隶主淫乐...
被满清杀害的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变纪略》，仅有抄本传世，该书于乾隆四十四年被满清禁毁。最近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了。书中对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清兵将妇女抓来“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轮奸的兽性，更是人间罕见。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
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其实东方的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
扬州十日
一***五年四月，清军进攻南明，兵围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史可法忠肝义胆，率扬州军民拚死抗击清军，困守孤城，清军乘机诱降，主帅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严词拒绝，誓死不降，历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清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攻克了这座城市。城破时史可法被俘，守军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多铎劝他归降，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清军主帅被扬州军民的英勇抗敌精神激怒了，一则是兽性大发；二则是为了毁灭汉人的抵抗意志，竟然命令那支杀红了眼的清军在扬州大掠十日，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无恶不作，象一群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作尽伤天害理之事。十天之后，扬州的男人们被屠杀殆尽，繁华都市顿成废墟。仅扬州一城，死者即达八十余万，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扬州十日记》描写清兵杀人如麻，流血有声，读了之后，令人毛骨悚然，如游地狱，忘掉人间。80万汉族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被满清侵略军残酷的杀害，整整十天，那是怎样暗无天日的十天！怎样的愤怒与绝望！当时的汉人，恐怕会觉得本民族的末日到了吧。
扬州十日到底杀了多少人？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载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不过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但据史料记载，当时扬州周边乡村和县城的百姓大多聚集到扬州城避难，就算二、三十万也够惨烈的了）。过了近三百年后，日本人在南方仿效扬州十日来了个南京大屠杀。扬州，自从那次大屠杀之后，从千年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小城市，这个大家有目共睹。南京大屠杀之后的南京却并没有如此。可见，扬州屠杀之烈，远甚于南京！！！
嘉定三屠
清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却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高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朱子素的笔记《嘉定乙酉纪事》载“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嘉定乙酉纪事》，下同）。更有甚者，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了。
杀戮的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清兵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五十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占领控制了嘉定。“乡兵复聚，遇剃发者辄乱杀，因沿路烧劫，烟焰四路，远近闻风，护发益坚。”清军再次镇压，因嘉定居民闻风逃亡，这一次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民间炊烟断绝。”
“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绿营把总吴之藩造反，但这是一次无望的起义，很快就被覆平，清军恼怒，嘉定也再遭浩劫，连平息吴的造反外带屠戮平民，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杀，这是嘉定第三屠。朱子素的《嘉定乙酉纪事》结尾：“以予目击冤酷，不忍无记，事非灼见，不敢增饰一语，间涉风闻，亦必寻访故旧，众口相符，然后笔之于简。后有吊古之士，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庶几得以考信也夫。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满清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尝”。因为在这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
江阴屠城
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清军屡攻不下，丧亡“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高唱着“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的雄壮军歌。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八月二十日，江阴城被清军攻破。清军攻进江阴后，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就下令屠城，“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大砍大杀了三天，被屠杀者达17万两千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江阴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达80多天之久，打败了清军二三十万的大军，杀死了七万五千多清兵，使满清侵略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通史》，丁文主编）
拒不剃发的人都掉了脑袋，拒不与清廷合作的人也渐渐老死在了山里。后来的人，逐渐为功利所诱，纷纷地去参加了清廷的科举。清廷的科举，表面上看，考的也是儒家的东西，但实际上，要参加这样的考试，前提就是要放弃自已的羞恶之心。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然而，可悲的是，有些文弱的书生们的抵抗倒比武夫们更坚决。吴三桂、洪承畴等明朝武将充当满清鹰犬，四处镇压人民的反抗，而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即明末清初三大家）却坚强不屈地筹划抵抗。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并不少见。明成祖入定南京，武将皆已臣服，只有文臣方孝儒虽诛十族亦不肯为篡位者拟诏书。文人们的英勇行为是不能用利益得失来解释的，因为他们心中有儒家忠义的信念。儒家思想的精髓，不在于那些关于心性的空谈，而在于对忠义廉耻的追求。怀有忠义廉耻之心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儒家。明清之际的文人，在拼死抵抗失败以后亦不忘著书立说，以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并图唤醒国人。他们那些在剧烈动荡中留下的作品闪着思想的光辉，如《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等。而清代，大兴“文字狱”，文人动辄以一文一句获罪,终其全朝，鲜见有像样的有思想的作品出现使清代全无敢于研究思想与学术的人，有的只是一些翻故纸堆的考据学家。
看过以上历史场景回放，再与日寇相对比，这是内战吗？根据什么“理论”“观点”可以把它看作正常朝代更迭的杀戮？施暴者的后代美其名“紫气东来”是缺乏良知，而被施暴者的后代美其名“紫气东来”则是丧失人性。
满清入关前后对汉族等各族人民屠戮的血腥性、野蛮性和对汉人民族意识的彻底绞杀（屠城、留发不留头、强制穿胡服、圈地、掳掠汉人为奴、文字狱、保甲连坐制），都充分表明了“满清之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民族战争、“甲申国难”，是五千年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祸水”，而不是兄弟相争、统一中国的内战，更不是什么东来“紫气”。
清军实施大同大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这样描述广州大屠杀：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
清军文书的陈殿桂也承认：家家燕子巢空林，（家燕逃到髁掷？伏尸如山莽充斥。（莽，野草）。。。。死者无头生被掳，（生者都被俘虏，妇女为主）有头还与无头伍。（妇女最后还是要被凌辱逼死）血泚焦土掩红颜，（红颜，妇女）孤孩尚探娘怀乳。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广州有两个地名：十八甫和太平桥
满洲豚尾兽按照长度单位甫分配杀人计划，一直杀了十八甫然后停止。十八甫后的那个地名就叫太平桥
不能把秦灭六国和蒙元、满洲入侵混为一谈
常有别有用心的满遗把满清入关同秦统一相比，能比得了吗？
其错误在于，虽然在西周，春秋早期有一些士大夫对于秦、楚有偏见，认为它们是蛮夷之地，甚至是蛮夷之邦。但是经过数百年的文明教化，早在春秋末期当时的人们已经普遍把秦、楚看作华夏文明之国了。秦本身是周天子封的诸侯国，只是由于处于蛮夷，在早期不被中原人看作华夏，但是秦早就接受了中原文明，进步到了成为华夏文明的代表。早在春秋末期当时的人们已经普遍把秦、楚看作华夏文明之国了，《诗经》就收录了“秦风”，《尚书》有秦穆公自责的《秦誓》。秦国同样响应“尊王攘夷”的口号，成为五霸之一。东汉章帝钦定的《白虎通》解释道：“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兴复中国，攘除夷狄，故谓之霸也。”
秦国和六国都自认为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同宋明时期的国，性质迥然不同，那时的国是天子给亲属和臣下的封国，特别是天子的子孙能得到很大的封国，汉代仍然有封国。所以当时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文明文化基本一致的共天下的关系，各国语言文字礼仪祭祀大同小异，是华夏民族内部事物。而宋明时期的国则有民族国家的性质，蛮夷和汉根本就是不同风俗，不同文化的两种民族。在元末朱元璋提出过“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从清初一直到孙中山都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可见当时人们的心理，根本不把蒙古人、满人当成中国人。他们自己也同样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秦末农民战争有人提出过驱除秦国人的口号吗
不，而是“伐无道、诛暴秦”。秦国人、六国人。不分彼此都在同一武装集团下共事，争夺天下。这根本就不存在民族革命、民族解放的斗争内容。怎么可能把蒙元、满清入侵和秦灭六国并列呢？
第二 秦国的文化和各种制度最先进，蒙元、满清无法比。
秦国的国家组织能力，秦的货币文字度量衡以及军事手工业在列国中是最先进的。统一后推广到全中国。大一统思想，封建专制体制持续了二千多年。秦国信奉法家，强调功利主义，不象儒家那么迂阔、务虚。所以在经济、科技、军事、国家建设都走在列国的前面。秦修的都江堰、郑国渠、灵渠是世界水利史上的杰作。秦代大规模的工程建设，长城、秦始皇陵、阿房宫、秦直道等等只有秦朝能完成。
秦的工匠水平，管理模式科学而严密。在社会组织上，在工程管理建设上秦国在列国中都是出类拔萃的。看过中央台播放的《复活的军团》吗？秦国不论其手工业、农业、各种水利工程还是文化教育都比列国杰出和强大。
秦在语言文字上的统一是同一文化体系内的改良。
不要把秦统一文字说得那么可怕，实际上当时各国的语言文字，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只有少量异体字。各国人员往来交流根本不存在语言障碍，否则无法解释战国时期辩士各国游说，孔子周游列国，不曾有过翻译同行，秦的统一只是将少数异体字统一。其次秦国的文化也是博采众长，秦国创造的小篆在汉代继续使用，而列国的字体却再无流传。
秦朝的其他制度比如货币制度也是先进的。
比如秦国的货币比各国用的刀币、贝壳币合理方便得多，孔方兄使用了二千年。秦国的郡县制等政治制度也一直被袭用。
历史证明秦国的统一政策是成功的，这是因为秦国的文化、制度是最先进、最合理的。
秦朝才统一了15年，各种统一措施如果是不合理的，秦亡后，汉代早就恢复了旧制了。看看台湾、朝鲜光复后日本语言文字立刻被废除，而辛亥革命后，辫子立刻被剪掉。这只能说明秦作为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杰出代表不容怀疑。
把剃发令等同于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 用满清入关比喻秦国统一是多么可笑和荒唐。
第三、满遗还有沈阳市“纪念满清入关” 把满清大屠杀同秦国长平屠杀相比，认为是统一的代价，不值得批判。
满清的大屠杀怎么能秦国比，首先屠杀的范围不一样，长平屠杀的仅仅是战俘，而满清大屠杀屠杀范围极广，一城抵抗，全城不管平民百姓、老弱妇孺全给杀完。不仅如此，连周围四邻八乡也跟着遭殃，也要斩尽杀绝。
第二、长平屠杀仅仅是一次，是特例。而满清大屠杀屠杀地域范围广，时间跨度大。满清屠杀遍布全中国，从努尔哈赤屠杀辽东汉人到康熙平定三藩，屠杀政策历时将近一个世纪。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
第三、长平屠杀、秦始皇焚书坑儒被骂了二千年，而满清大屠杀，却仅仅是近代才揭露，当代却有很多人（包括历史学家）试图抹煞、掩盖、忘却甚至辩护，说什么是政策问题，如此说来纳粹、日本都可以用“政策”两字来美化其反人类罪行。
秦的统一，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大规模的战乱。对生产、文化和人民生活都有积极的意义。秦统一后，修长城、建直道，击退匈奴，屯兵河朔。保护了中原地区不受北方匈奴的骚扰，保护封建社会发达的生产力。
秦国以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文化，还有先进的封建制度都是战国时期的最优秀的，秦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秦统一中国是历史的进步。而决非蒙元、满清那种大倒退，大破坏可比。
“满清兵的性暴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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