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和团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

义和团运动时期，作为老牌帝国主义的英国在策动对华侵略和镇压义和团运动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拟就这一时期英国的对华侵略政策作一概述。
　　
　　一
　　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导致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席卷直隶，势若暴风，迅猛异常，帝国主义惊恐万状，它们暂时停止彼此间的争夺厮杀，共同策划怎样扑灭这一场反帝的冲天烈焰。
　　在5月20日召开的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法、俄公使最先提出对义和团进行直接武力镇压，而在对华侵略中一向走在前面的英国这时却表示出一种观望的态度，这是因为：第一，英国在华利益最多，它担心直接出兵会打破目前的秩序，损坏英国利益，因而主张借清政府之手来镇压义和团。第二，当时英国正在南非与布尔人作战，20万大军陷在那里无力东顾，它担心直接的武装干涉将导致列强在华势力的重新配置，而英国将会因在军事行动中未发挥主要作用而在分赃时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英国极力反对调卫队入京拱卫，并对举行海军示威的提议作出不以为然的表示，认为这将会激怒中国人并使清政府中的排外分子更加团结，英国公使窦纳乐对俄国公使说：“我完全相信女王政府希望由任何合法的中国当局维护法律和秩序，并且将支持为该目的采取的任何措施。”（《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24页。）但英国这一态度未能持续多久，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和清政府无能为力的表现使英国政府的态度迅速改变，更为严重的是义和团运动自北向南蔓延，已经威胁到英国在华利益的心脏地带长江流域，英帝国主义认为必须将义和团运动的烈火在华北就地扑灭，所以，窦纳乐便在公使团会议上公开表示派遣强大的援军是必要的。
　　武装干涉的方针决定以后，英国政府企图抢在列强前而把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权操在自己手里。6月6日，英国驻大沽口舰队司令西摩、驻华公使窦纳乐最先接到政府的训令，授权他们可以完全不受约束地酌情处理事务（《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29页。）。窦纳乐立即积极行动起来，9日，窦纳乐致电西摩，要求他：“作出安排，立即派增援部队进军北京。”（《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39页。）但其他公使认为形势不象窦纳乐所讲的那样严重，不主张立刻发电调兵，窦纳乐只好电告西摩暂缓进京。但就在当天晚些时候，窦再次置公使们的共同协议于不顾，急电英驻天津领事贾礼士，通知他：“北京的局势正每时每刻变得更加严重，必须派部队登陆，并目为立即进军北京做出一切安排。”（《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89页。）同时也给西摩发了同样内容的电报。西摩接到电报后立即率领军队由唐沽进兵天津并“要求各国军官给予合作”（《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32页。）。根据事先约定一致行动的协议，其它侵略军也连夜先后开到天津。这时有四千俄军还在途中，为了把俄国排除在这一次军事行动之外，西摩不顾俄、法的反对，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决定就现有兵力立即进军北京，并乘机将联军统帅一职抢到自己手里。但这一仓猝拼凑的联军在向北京进犯的途中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阻击，最终败退天津，英国率先发起的这一次军事行动遂以失败告终。
　　十九世纪末叶，英国在外交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的政策，积极寻求和拉拢同盟者。在远东，英国与日本、美国一起组成与俄法集团对抗的势力。就在西摩率领联军向北京进犯的同时，惯于利用别人为自己火中取栗的英国统治集团利用日、俄矛盾，向日本提供经济援助，由日本出兵镇压义和团的阴谋。英国政府的这一企图遭到俄、法、德等国的激烈反对，沙俄远东司令阿列克谢耶夫明确表示：“由于俄国在远东的地位，我们决不允许日本一国单独进行军事干涉，日本参与其事不能超过其它列强参与的程度。”（《俄国在远东》第29页。）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表面上只好表示为了达到共同的目的，努力与其它国家保持意见的一致。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进行了讨价还价之后，对出兵中国的问题取得了某些协调，缓和了因出兵问题而引起的冲突，形成了列强联合进行武装干涉的局面。
　　七月，天津陷落，这时在津联军总数已达三万余人，列强们都感到为保证“在中国领土内的统一行动”，有必要把“所有这些特遣部队的总的统帅权和指挥权集中在某一个人手中”（《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36页。）。很明显，谁能争得联军统帅一职，谁就能增强自己在联军中的地位和影响。各国都觊觎这一宝座，英国力图把这一职务抓到自己手中，英国政府声称“它不愿看见它的军队受外国军队指挥”（《德国外交部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二册，第48页。）。英军总司令吴尔斯来跃跃欲试，表示愿意亲自出马担当这一职务。英国这一企图遭到俄、法的抵制，德、意、奥等国也在暗中支持沙俄而反对英国人担任联军统帅，英国看到由自己出任统帅已是无望，便串通美、日全力阻挠俄国担任此职，由于英俄两国相持不下，互不让步，使联军总司令的职务落到了德国人手里。
　　列强在联合进行武装干涉的过程中，都企图乘机掠夺中国，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英国更视此为扩张其在华北势力的大好机会。因此对联军的军事行动表现得特别积极。八月，联军攻陷北京之后，沙俄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乘联军立足未稳，提出自北京撤军的建议，这自然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它第一个跳出来对沙俄大加抨击，认为它这样做是想用对中国的“同情”来换取“在满洲的自由行动权”（《远东国际关系史》第461页。）。9月10日，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正式通知俄国政府：“女王陛下政府不拟预告将所应采取的方针，但认为自北京撤出英军的适当时机尚未到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212页。）并且声称：即使其他国家撤兵，自己不但会“仍旧留兵北京”（《义和团》第三册，第217页。），而且还要再从印度调兵增援。英国还利用德国急剧膨胀的侵略野心，乘机拉拢德国，离间俄德关系。由于以英、德为首的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俄国提出的撤军建议未能付诸实施。
　　由上可见，英国在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联合侵华表现得最为积极，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英国犯下的罪行是绝不在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之下的。
　　
　　二
　　在义和团时期英国的侵华总体战略中，重点始终放在长江流域。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不但华北的义和团随时可能南下，而且长江流域各省的秘密会党也跃跃欲试，一场大规模的反帝风暴在大江两岸孕育，随时可能冲天而起。长江流域是英国对华侵略的心脏地带，英帝国主义一方面害怕猛烈爆发的反帝运动将危害其利益，同时也担心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会藉口“平乱”而将武力渗入这一地区，因此英国处心积虑地要把长江流域的反帝风暴扼杀在摇篮之中。1900年1月14日，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霍必澜电告索尔兹伯里，主张马上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达成谅解，给予他们有效的帮助来维持和平。他很快得到索尔兹伯里的复电，就保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授权他通知两江总督刘坤一：“如果他采取维护秩序的措施，他将得到女士陛下军舰的支持。”（《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42页。）16日，三艘军舰奉命分别驶入汉口、南京和吴淞口，向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保证当骚乱发生时，“在维持秩序及保护英人利益上英国将给以协助”（《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43页。）。19日，英国政府派遣军舰到每个签约口岸炫耀武力，在其后一段时间里，英国政府又一再表示决意用武力来“维持秩序”，对刘、张进行“全面协助”，并表示“将在吴淞集中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除已在长江的十三艘军舰外，“当有军舰可供调遣时，兵力将得到增加”（《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69页。）。英国的目的是企图把长江中、下游完全置于它的全面控制之下。
　　英国的这一侵略方案得到洋务派官僚刘坤一、张之洞的响应，刘坤一立即表示“愿意在长江一带维护和平，并且迫切需要英国方面的支持”。“只要英国方面帮助”，他“什么都肯做。”（《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70页。）张之洞也表示对英国“愉快的感谢”（《义和团》第三册，第520页。），他保证和刘坤一“同心协力”，“并不惜代价采取有力措施。”（《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80—81页。）保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然而，英国独占长江流域的企图遭到了其它列强的强烈反对，各国纷纷对长江流域的封疆大吏施加压力。视列强如虎狼的刘坤一、张之洞等虽一向唯英国马首是瞻，但也不敢贸然开罪其它各国，只好转而谋求与以英国为主的列强共同进行“互保”。6月26日，在刘坤一、张之洞授意下，上海道余联源与列强驻沪领事在上海举行会议，盛宣怀亦亲自参预其事，经谈判当日议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这无疑是置中央政府于不顾，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各地置于列强统治之下。互保的范围后又扩大到十多个省，严重阻碍了东南各地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并使帝国主义得以集中兵力镇压华北义和团而无后顾之忧，“互保”章程的缔定因而得到各帝国主义的一片喝彩。“互保”章程的签定，与始作俑者英国的初衷大相径庭，因此，英国先是拒绝签署“互保”正约，但“互保”章程的签订有利于维持长江流域的反动秩序，因而又有适应其对华侵略需要的一面，有鉴于此，英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后又表示“女王政府将欣然执行这些条款。”但紧接着又闪烁其词地说：“每件事情都必须根据它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22页。）从而为其日后伺机侵犯长江流域埋下了伏笔。素以狡诈著称的英国外交向来被称为“狐狸外交”，由此可见一斑。
　　在策划“互保”的同时，英国又为武装占领上海进行了积极的准备。英国驻南京领事就在上海武装登陆一事与刘坤一等频频接触，“力图探明总督对部队登陆的意见。”（《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41页。）霍必澜在给索尔兹伯里的电报中则声称：“如果有必要，即使未获得他们的同意也要实行占领。”（《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41页。）英国策划中的这一赤裸视的武装行动遭到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一致反对。法国外长对英驻法大使说，他“不了解对欧洲人有什么急迫危险，以致于有必要打算派英军在上海登陆。”并表示“如果英军在上海登陆，法军也将登陆。”列强的强硬态度使刘坤一也改变了腔调，表示不同意英军在沪登陆。英国感到众怒难犯，其武装登陆计划因列强的反对被迫停止。但这时各国驻沪领事惧于义和团运动的声势，已成惊弓之鸟。纷纷建议本国政府允许英国登陆，刘坤一也再度对英军在沪登陆表示应允，这对英国来说不啻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英国军队立刻以保护上海的外国人利益为借口于8月18日，堂而皇之地踏上了黄浦滩头。英国捷足先登，各列强岂能坐视？继英之后，法、德两军也相继登陆，列强军舰纷纷云集长江口。
　　简言之，在整个义和团运动时期，英国始终企图利用北方的战乱吞并东南地区。俄国驻英代办就曾指出：“他们对北部行动只给以次要意义，尤其是由这种观点——同盟国间可能发生争执，并且吸引同盟国不注意南方，来对待这些行动。”“英国在南方有更确定的目的，他们对自己驻华人员只关心到某种程度，可追求的主要任务却在扬子江流域。”“英想在长江流域建立特权，要求在那里不仅占领导地位，而且排除其他列强的参加。”（《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34页。）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各列强间的相互制约及英帝国主义实力的削弱，才使英帝国独占长江流域的企图化为泡影。
　　
　　三
　　义和团运动被残酷镇压之后，参与武装侵略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围绕议和谈判的条件，陷入了激烈的争吵，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方面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作为议和的前提条件的是所谓惩办“祸首”。英国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极为强硬。我们知道“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清政府中亲俄的呼声甚高，那拉氏也因其废帝立储的阴谋一再被英美所抵制而产生怨恨之心。英国企图借此机会清除亲俄的顽固派势力，扶植亲英派上台。早在李鸿章受命议和时，英国就伙同德国拒绝承认，甚至策划逮捕这个亲俄派官僚。声称：“需俟中国立有合法政府方可开议。”实际上不承认那拉氏的统治地位，而将希望寄托于光绪的东山再起。但随着那拉氏屈从于列强，信誓旦旦地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甘心作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英国政府相信她再不敢与自己作对；同时洋务派官僚极力为那拉氏开脱，特别是刘坤一、张之洞等亲英派表示与那拉氏共存亡的坚决态度，使英国不能不作认真的考虑。因此，英国遂改变态度，不再坚持要求惩办那拉氏，但仍坚持扩大惩办范围，以对清政府中的顽固排外势力进行一次大清洗，后在美、日、俄等国的坚决反对下，才被迫作出让步，列强在惩凶问题上取得一致。出于同样的考虑，而英国提出在有排外行动的地区停止文武考试五年的提议，被写入和约，这是对科举制度的一次重大打击。
　　赔款是列强间矛盾最尖锐、斗争最激烈的问题，围绕赔款数额、来源、担保及赔偿方式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吵。每一个参加武装干涉的国家都想得到尽可能多的赔款，并确定对自己最有利的搜括赔款方式。德国准备扩建海军急需资金；俄国国库空虚，筹备中的西伯利亚铁路修筑工程也因缺乏资金难以进行，他们都主张最大限度地勒索赔款。英美等经济力量较雄厚的国家则主张赔款应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以免过度损害中国市场的购买力，以保护他们在华的贸易和其它经济利益。尤其是英国，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最为密切并且业已巩固了在华的经济优势地位，中国过于沉重的赔款会损害“英国商业利益的发展”，“杀死下金蛋的母鸡”（《德国外交部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二册，第338页。）。经过反复争吵后，赔款的总额确定为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尽管英国要求不要把赔款额定得过高，但自己也力争多得一些，而不是象其标榜的那样“只要求补偿实际损失”。4月4日，萨道义以私人身份告诉俄国公使格尔恩英国将索取120万英磅。但到4月底，英国就把自己要求的一部分提高到633万英磅，这相当于赔款总数的12％。
　　在中国关税税率问题上，俄、德等国主张提高到10％，从而增加中国的支付能力，缩短支付期限。英国占有对华贸易60％和中国海运的80％，提高进口税将直接损害居对华贸易首位的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4月8日，英国同意增加关税率，但决不能超过货物实际价值的5％，并要求会议接受英国这一提议。为了对其它国家施加压力，兰克波恩于1901年7月26日在会议上宣读了一项措辞强硬的声明：“提出女王陛下政府认为在中国未对贸易提供重大便宜之前，进一步提高关税率是绝对不能容许的。”（《1900－1901年北京公使会议中英帝国主义扩大在华侵略势力的罪恶活动》，载《历史教学与研究》1960年第四期。）由于英国在税率问题上不肯让步，关于这一条款的谈判拖延了8个月之久。后在英国的坚持下，增加关税切实值百抽五的条款为多数国家所接受，列入条约。
　　在讨论和约的整个过程中，英国始终提出要在约章中列入中国市场最大限度的向外国商品开放的条款。10月31日，萨道义提议“利用业已形成的形势同中国修订以往的条约。”（《1900－1901年北京公使会议中英帝国主义扩大在华侵略势力的罪恶活动》，载《历史教学与研究》1960年第四期。）使列强“有权对现行通商行船条约获得令人满意的修改并对各悬而未决的那些有关商务利益的重要问题获得解决。”（《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396页。）很明显，他的意图是利用中国处于战败国的地位，把新的枷锁套在中国人头上，为其日后进一步扩大经济侵略铺平道路。在10—12日举行的最后几次会议上，萨道义坚持在和约中列入与中国修订所有商约的条款，这一要求显然超出了列强与中国之间恢复和平关系的诸有关问题范围之外。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这一提议也获得通过。
　　总之，在议和过程中，同床异梦的各帝国主义列强为达到各自的目的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一惯乘火打劫的英国绝不以恢复原状为满足，英国的着眼点始终放在为其后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经济侵略打通道路。萨道义就曾毫不掩饰地说过，他的政府认为当时的形势是进一步掠夺中国的“大好时机”（《1900－1901年北京公使会议中英帝国主义扩大在华侵略势力的罪恶活动》，载《历史教学与研究》1960年第四期。）。英国外交人员施展种种手法，终于使英国的大部分要求成功地列入条款，为日后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