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

一九○○年在中国爆发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结果受到了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国组成的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日俄两国出兵最多，也最为卖力，充当屠杀和掠夺中国人民的元凶，战后，他们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控制权，又爆发了日俄战争。
　　
一
　　
一九○○年，中国爆发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非常恐慌，为了保护他们的在华特权，同年四月，英、美、法、德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日）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义和团》第３册，第１６９页。）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各国公使给清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决定调兵来北京，逼清政府让步。在列强的压力下，昏庸透顶的慈禧竟批准了洋兵进京。停在大沽口的各国军舰上的四百多名侵略军分两批乘清政府提供的火车进入北京各国使馆。这个时期，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猛发展，六月上旬，京郊各地的义和团陆续进入北京城内。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局势，纷电本国政府出兵。沙俄驻华公使格尔思接连给沙皇政府发去密电，要求派遣陆战队来北京。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闻讯后欣喜若狂地说：“我对这种后果非常满意，因为这一来，我们就有口实占领满洲了。”（（俄）谢·尤·维特著：《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第１３８页。）根据格尔思的要求，沙皇政府立即征调兵力，五月十六日，由六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在维肖拉瓦海军少将的率领下驶向大沽。五月二十七日，沙俄驻华公使格尔思又给旅顺的俄国关东省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拍电：“只有迅速开来强大的部队才能拯救在北京的外国人。”这个要求得到沙皇政府批准后，阿列克谢耶夫“派出阿尼西莫夫上校指挥的东西伯利亚第十二团”（（俄）科罗斯托维茨著：《俄国在远东》，第２５、４４、９、１０４、１０８页。）前往大沽。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也陆续来华。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虽然明争暗斗，矛盾重重，但在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时，却结成了临时的“同盟”。六月十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驻大沽口的司令官，根据其本国政府的命令，迅速组成一支二千一百人的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由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直接出面镇压义和团。
　　本来义和团最初的反教会斗争，主要是针对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是信仰佛教的国家，根本没有镇压义和团的理由。但是，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后，时刻都想乘机参加瓜分中国的竞争，现在他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日本陆军大臣桂太郎认为只有日本成为镇压义和团的主力，“才是将来掌握东洋霸权的开端”。（（日）井上清著：《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６４页。）所以，极力想参加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军。但是，俄国和德国都反对日本大量出兵，日本还有所顾忌。六月十三日，日本外相青木向驻日英国公使怀海德进行试探说：“业已上岸之各国海军支队（注：指西摩尔率领的向北京进犯的侵略军），若受敌人包围或陷于其他危险时，日本若得英国政府之赞同，可派多数军队援救之；若英国政府不为以然，即为罢论。”（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１０、１０、１１、１１页。）当时英国态度冷漠，没有答覆。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已经几次派出小股部队前往中国，参加镇压义和团运动。在五月三十一日，曾派遣海军士兵二十二名，军官一名，随各国四百多名侵略军一起，进入北京日本使馆；六月四日，日本政府又派遣海军陆战队士官五名，士兵六十九名，到达天津租借地；六月十日，又有三十八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抵达天津。日本政府还派六十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携速射炮一门，参加了西摩尔指挥的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六月十一日，又有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七十六人到达大沽，十二日，进入天津租界；十五日，日本政府又派二百三十一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乘军舰“丰桥”抵达大沽，参加了八国联军攻打大沽炮台的战斗。（（日）《圣将东乡全传》，第１６９－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５页。）
　　为了攻打大沽炮台，沙俄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曾两次邀集各国驻华海军将领到俄舰开会，密谋攻占大沽炮台，作为大举进攻中国的滩头阵地。大沽炮台是清政府修筑的海防工事，包括：新炮台、南炮台、北炮台和西北炮台等。当八国联军做好战斗部署后，于六月十六日下午，由基利杰勃兰特代表列强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蛮横无理地限令中国守军于十七日凌晨两点钟交出炮台，遭到罗荣光的严词拒绝，罗荣光传令各炮台立即准备战斗。六月十七日凌晨零点五十分，侵略军在基利杰勃兰特的指挥下，从海面和炮台后侧同时向大沽炮台发起猛攻，罗荣光率领爱国官兵英勇还击，由于炮台守军孤军无援，大沽炮台终于失守。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向各国宣战。
　　六月十四日至十八日，西摩尔指挥的国八联军在廊坊车站，遭到义和团战士和部分爱国官兵的包围，侵略军伤亡惨重，进退维谷。消息传来，日本外务大臣青木急忙召集各国驻日公使于外务省，谓：“联军形势迫切，日本政府甚欲与关系各国，决定一致之行动”。次日，英国驻日公使怀海德访晤青木，称：“接本国首相电训，西摩尔联军已陷重围，英国政府以日本在地理上最为近便，特望出兵”。（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１０、１０、１１、１１页。）原来此时，英国正在南非进行殖民战争，兵力受到牵制，又怕俄德两国大量出兵，损害自己在华的利益。他正准备从印度调遣一支军队，但是，得需要一定时间。英国认为日本在地理上接近中国，所以希望日本应多出兵前往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六月十四日，俄国的陆军四千人已经到达天津，美国也决定派遣五千名陆军前往，德国也有一千三百人在大沽登陆。英国对日本增派大量军队问题，又征求了俄德两国的意见，俄德两国“恐日本欲得特别权利，雅不欲其多派兵，然表面上又不便决然拒绝。以是英国通告日本，各国对出兵无异议，促其出兵。”（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１０、１０、１１、１１页。）日本政府接到这个通告，立即出动了海军舰只，日本常备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乘军舰“常磐”，率领“高砂”和“秋津洲”二舰前往大沽日本军舰“吉野”、“笠置”、“须磨”和驱逐舰“阳炎”，与另外七国的军舰已停泊在大沽海面，另一艘军舰“爱宕”停在大沽前面的白河里。（（日）《圣将东乡全传》，第169—171、173、175页）为了进攻天津，日本政府又迅速新编一支三千五百人的陆军临时派遣队，由陆军少将福岛安正率领，乘运输船于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四日陆续到达大沽。（（日）管原佐贺卫著：《北清事变史要》，第２２～２３、３８页。）接着又派出军舰“龙田”、驱逐舰“丛云”、水雷艇“隼”前往大沽，（（日）《圣将东乡全传》，第１６９－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５页。）准备和另外七国的军舰一起，进攻天津。
　　
二
　　
七月三日，光绪皇帝通过中国驻日公使李盛铎向日本明治天皇递交国书，要求明治天皇出面，调解因义和团运动引起的中国与各国的纠纷。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日本，断然拒绝了光绪皇帝的请求，决心参加八国联军，瓜分中国。同一天，光绪皇帝也向沙皇尼古拉二世致一国书，曰：“贵国与中国绝非寻常邻谊可比，前年曾授李鸿章为全权专使，立有密约，载在盟府。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光绪朝东华录》第４册，总第４５２５页。）但是，侵略成性、贪婪残暴的沙皇政府，早把《中俄密约》中向中国的保证，抛到九霄云外，背信弃义，悍然出兵进攻天津，并乘机侵占了我国东北全境。
　　六月十七日，大沽炮台失守以后，“联军遂向天津进攻，溯海河而上，沿路战事，均以日军为主力。”（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１０、１０、１１、１１页。）天津的义和团和爱国官兵也转入了保卫天津的战斗，首先在老龙头车站和紫竹林租界与帝国主义侵略军展开殊死搏斗，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等都亲临前线指挥。在老龙头车站的战斗中，沙俄侵略军调动十五门大炮轰击，使三、四百名义和团战士壮烈牺牲。为了消灭义和团，沙俄侵略军竟将车站周围的民房全部烧光。义和团战士在曹福田的指挥下，奋勇杀敌，激战十多个小时，打死打伤沙俄强盗五百多名，狠狠地惩罚了沙俄侵略军。这时候，率领陆军临时派遣队到达天津租界的日本陆军少将福岛安正献策，他说：“联军应首先集中力量拿下天津，只有那时才能准备进军北京。”（（俄）科罗斯托维茨著：《俄国在远东》，第２５、４４、９、１０４、１０８页。）福岛安正还向联军表示，“如果列国同意，日本军决定单独进攻。”（（日）管原佐贺卫著：《北清事变史要》，第２２～２３、３８页。）他的建议得到了联军头目们的赞同。七月十二日，在阿列克谢耶夫的主持下，八国联军头目们举行会议，决定在十三日清晨，兵分两路进攻天津城，这样既可牵制义和团对紫竹林租界的攻击，又可为下一步进攻北京建立一个后方基地。现在到达天津租界的各国侵略军已达一万七千余人，其中:日军三千八百人。俄军六千九百人，英军二千二百人，美军一千六百人，法军一千九百人，德军五百人，意军一百人，奥军一百五十人。七月十三日，八国联军开始向天津城发动进攻。在攻城战斗中，日军充当先锋，对镇压义和团特别卖力，因而受到其它各国侵略军的赞赏。广大义和团战士和部分爱国官兵，怀着保卫祖国的决心，同各国侵略军英勇搏斗，特别是在南门一带更为激烈，使敌军伤亡惨重。后来，由于南城门被日军工兵炸毁，八国联军才攻入天津城内。天津城遂陷入敌手。是役，共击毙侵略军达八百多人，其中日军四百人，俄军一百五十人，法军一百二十人，美军一百二十人，英军九十人，其中包括美军的希特勒将军，以及法军司令等高级军官多人。在这场战斗中，日俄两国侵略军最为卖力，可谓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元凶。正如一个沙俄侵略分子所供认：“俄国在联军镇压暴乱上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实际上是俄、日一起最先给予义和团运动以强有力的打击，阻止了它的进一步扩大。”（（俄）科罗斯托维茨著：《俄国在远东》，第２５、４４、９、１０４、１０８页。）
　　八国联军侵占天津以后，要进攻北京，扩大侵略战争，深感兵力不足。英国政府希望日本进一步增派军队，这正符合日本心愿，遂命第五师团出动。日本陆军第五师团共一万五千人，加上从第十一师团抽调的一千人，于七月十四日开始在大沽登陆。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山口素臣于七月十九日到达天津，代替福岛安正统一指挥日军。这时，日本政府所派遣的侵略军总数已达两万二千人。日本常备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统率的“常磐”、“吉野”“笠置”、“高砂”、“爱宕”、“龙田”、“镇中”、“镇边”、“丰桥”、“秋津洲”、“千岁”等十一艘军舰，和“阳炎”、“丛云”、“胧”、“霓”等四艘驱逐舰，以及运输船“肥后丸”等，都到大沽海面集中。
　　七月末，沙俄政府把西伯利亚第一集团军司令李涅维奇调到天津，同七国的侵略军头目共同策划，除留一部分军队驻守天津外，又组成一支三万三千五百人的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八月三日，李涅维奇召集各国侵略军司令和参谋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于八月四日进攻北仓这个通往北京的战略要地。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仓的时候，马玉昆率部逃往武清。这时，义和团大队数千人从附近赶来，会合一部分爱国官兵，阻击侵略军，“血战良久”，消灭侵略军达一千三百多人。到八月十二日，八国联军相继占领了北仓、南蔡村、河西务、张家湾和通州以后，李涅维奇又在驻地通州召开各国侵略军司令会议，决定在十三日由各国派一部分军队，到北京郊外侦察地形，十四日对北京城发动总攻。八月十四日凌晨，俄、美两军首先从通州出发，攻打北京东便门，日军攻打朝阳门和东直门。攻城时，日军仍想用炸药炸毁城门，由于中国守军和义和团战士顽强抵抗，日军的企图没有得逞。后来山口素臣听说俄、美两国军队攻下了东便门，便命令福岛安正率领两个大队由东便门进入北京外城，然后又和俄军一起攻下了崇文门，才进入北京内城。午后八时四十分到达外国使馆。午后九时，日军乘黑夜接近东直门，终于用炸药炸毁城门，日军主力才全部进入北京城。八月十四日，北京城被八国联军全部占领。慈禧太后匆忙挟光绪皇帝微服登车，出德胜门北走，逃往西安。
　　
三
　　
八国联军侵占京津以后，立即分区占领，他们在天津成立殖民统治机构——“都统衙门”，由俄、英、日三国军官充当头目；在北京成立“北京管理委员会”对京津实行殖民统治。这伙强盗从占领京津开始，就对中国人民实行大屠杀，在津沽之间，沙俄强盗把塘沽烧成平地，把北塘万户人家杀伤大半。在天津城内，但见死尸满地，房屋无存。据目睹者云：“俄人所踞之地，被害特甚，抢掠焚杀，继以奸淫，居民逃避一空。”（《义和团》第２册，第１５７、４０７－４７１５１０、３６１页。）日本侵略军进入天津城以后，对拥挤在一起逃难的中国居民，枪炮齐发，使无辜居民伏尸堆积，不可胜数。特别令人发指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军不断抓来一批又一批中国居民，逼迫他们掩埋尸体，掩埋完毕，又将他们“尽行击毙，亦埋坑中。”（《义和团》第２册，第１５７、４０７－４７１５１０、３６１页。）在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城，简直成了人间地狱。除此以外，日、俄侵略军还与各国联军一道对北京附近村庄的义和团进行镇压，使无数中国居民惨遭杀害。九月十八日，日军步兵一大队和骑兵一小队向馒头村进攻，把许多义和团战士和一般居民包围在八大寺内，最后全被日军杀害。类似这样的暴行，不胜枚举。
　　这些帝国主义强盗，除了杀人放火以外，还大肆抢夺中国官民的财物。他们占领天津以后，把长芦盐道衙门库存的大宗银元宝由日、美两国军官以他们政府名义取去。日本侵略军还在天津支应局抢去现银一百万两。这伙强盗把银行及钱庄洗劫一空，满载着抢来的毛皮、丝绸、瓷器等物的军人和文职人员随处可见。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他们的长官曾公开准许士兵抢劫三天，实际上，直到侵略军撤离之日，抢劫行动也没有停止。沙俄侵略军占据的皇宫，把大部分可以移动的物品，全部抢去，把不能抢走的各种物品全部打碎。一个目睹这种情况的沙俄侵略分子供认：在他们占据的宫殿里，“只见桌子上放着空盒，盒盖和托盘，东西却不翼而飞了。放御宝、玉玺、勋章、外国君主赠品等物的房间遭到了严重破坏，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匣子扔了一地。”沙俄侵略军头目李涅维奇为了宣扬皇宫受到了他的“保护”，特意让八国联军一些军官和文职人员参观一个玻璃柜，“柜中完整地保存着数十件用黄金和宝石精制成的小巧艺术品，其中包括几个镶金的玫瑰色珊瑚杯，……然而将军们尚未走出房间，玻璃柜就已被参观者洗劫一空。”（（俄）科罗斯托维茨著：《俄国在远东》，第２５、４４、９、１０４、１０８页。）沙俄侵略军不仅把慈禧太后宫中的珍宝全部抢去，甚至将藏在慈禧卧室特别柜子里的《中俄密约》正式文本也偷去了，真是贪得无厌到了极点。慈禧太后居住的颐和园，“历朝宝物，皆贮其中”，自从英、俄两国侵略军占据颐和园后，就大肆抢掠，他们“括其所有用骆驼运往天津，累月不尽。”（《义和团》第２册，第１５７、４０７－４７１、５１０、３６１页。）等到他们撤离颐和园的时候，已经是“薪木皆尽矣”。俄军头目李涅维奇“在返回阿穆尔地区的驻地时，带来了从北京皇宫抢来的十箱珍宝。”（（俄）维特著：《维特伯爵回忆录》，第８３页。）沙俄关东省总督阿列克谢耶夫甚至把李鸿章府中收藏的“包括瓷花瓶和青铜花瓶、香炉、镶有宝石的画屏等等”艺术珍品，全部攫为己有。沙俄强盗在北京抢掠的宝物最多，日本强盗也不甘落后，“日本军事长官入城之后，马上没收了中国金库的金子”，（（俄）科罗斯托维茨著：《俄国在远东》，第２５、４４、９、１０４、１０８页。）日军占据户部的时候，“将户部所存之银一取而空，其数在百万镑以上。”（《义和团》第２册，第１５７、４０７－４７１、５１０、３６１页。）清朝皇宫曾一度划归日军“护保”，日军便乘机掠夺，“宫中累代珍异皆为日人捆载以去”。（王彦威著：《西巡大事记》，卷首。《庚子纪事》，第３５页。）这样，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当他们撤出北京的时候，“西兵及日人出京，每人皆数大袋，大抵皆珍异之物，垂(附图)而来，捆载而往。”（《义和团》第１册，第３１６页。）
　　这伙贪婪成性的强盗，除了抢劫皇宫和官府的财物以外，对城内居民也不放过，他们“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此往彼来，一日数十起。”（王彦威著：《西巡大事记》，卷首。《庚子纪事》，第３５页。）帝国主义强盗在北京的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破坏文物，无恶不作的罪行，就连八国联军的头子瓦德西也供认不讳。而沙俄侵略军却“超出一切其他军队到现在为止所犯的罪行。”（《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２１３页。）彻底揭穿了帝国主义所谓的“文明”、“理性”的真面目。
　　日本除了派兵侵占天津、北京以外，还企图占领厦门。八月二十四日，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命令“和泉”陆战队在厦门登陆，第二天，又从“高千穗”增兵，二十八日，向三艘军舰发出急航厦门的命令。由于受到英国、美国、德国和中国的反对，日本政府才被迫停止占领厦门的计划，撤回派出的部队。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腐朽的清政府终于向帝国主义彻底屈服。一九○一年九月十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西、比、荷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逼迫清政府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通过《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不仅对中国进行一次骇人听闻的经济掠夺，而且从政治、军事、经济上大大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使清政府成为名符其实的“洋人的朝廷”。
　　在《辛丑条约》对中国勒索的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中，分赃最多的是沙皇俄国，他共获得一亿三千多万两，占赔款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兴高彩烈地说：“一九○○年的对华作战，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苏）罗曼诺夫著：《帝俄侵略满洲史》，第１８页。）日本政府获得赔款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三千一百两。日俄两国都获得了在中国的驻军权。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日本扮演了“远东宪兵”的角色，受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赏识，日本一跃挤进了世界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