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轨·内铄·博弈

一、激进变革中的逸轨

综观辛亥剧变的历史轨迹，军事近代化的先导地位和军人集团的政治张力无疑是引人注目的亮点。近代中西文明碰撞既然以军事为主线，防卫型近代化便是唯一合理的选择，先是引进坚船利炮，继而编练西化的新军，清廷“师夷之长技”的军事举措愈益激进，但这种蕴涵近代西方异质文化的新生事物，却与传统政治文化殊难契合。近代军事变革浪潮冲破了千年王国的停滞状态，也为近代军人角色的凸现创造了难得的机遇，由此产生的文化堕距和政治离异更是朝廷始料未及的结果。

近代化常备军本质上属于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从早期海军留学生严复成为近代中国人文精神启蒙大师，到清末大批留日士官生变为革命党人的事实说明，“一个社会想把军队西方化而让其他方面保持原样，这是空想；这在彼得式的俄国、十九世纪的土耳其和美赫麦德·阿里的埃及都得到了证实。因为不仅是一个西方化了的军队需要西方化的科学、工业、教育、医药，就是军官本身也接受了一些和专业无关的西方思想——如果他们出去留学学习本行的知识的话那就更是如此。”（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下册，第275-276页。）军事近代化从技物层次、制度层次到观念层次的先导地位，拉大了近代化军队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文化堕距。在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先进的军队通常表现激进，其主体意识、自为能力与社会影响的明晰和增强，促使激进的近代军人逐步逾越传统文化和体制的轨道，充当社会政治变革的马前卒。

平心而论，沿袭西法编练新军堪称中国近代军事的一场深刻革命。但是，由于清政府缺乏有效调控激进改革的政治能力和社会资源，致使激进的军事改革衍生出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近代兵役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千百年来兵与民的社会阻隔，西化的新军不再是传统四民社会的另类群体，而是国民仿效的社会楷模。从“好男不当兵”到“国民俱是兵”的转捩，使“无兵文化”的传统社会遭遇严峻挑战，近代军人强势进取与传统士人淡出中心更呈强烈反差。近代军人挟改革之势入主社会，必然引发社会领导角色的转换和四民结构解体，进而危及传统的社会政治架构和政制运作方式。主导改革的清政府理当意识到改变“祖宗成法”、更替社会主干带来的“后遗症”，但在防卫型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下，由近代军人担当社会领导角色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清末军事改革与军人政治逸轨成正比，越是激进的改革，越容易诱发政治逸轨。特别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施行的开明政策，将湖北新军变成了知识化、社会化的政治“大学校”，以开放的军营作为集聚社会精英的场所和反映社情民意的窗口，其社会政治意义远非封闭落后的旧式军队可以比拟。知识化的新军军人从幕后走上前台，亦改变了文盲化的旧式军人受制于四民社会文化传统的边缘角色。知识化的新式军人不仅要求改善经济条件，而且要求改善社会政治地位，并对国是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尽管清末军事改革大大提高了新军军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但是，恶劣的军队内部关系和残酷的阶级压迫，仍然使立志参军报国的激进军人感到不堪承受。军营内部的各种不满情绪由于知识精英和非正式组织的作用而汇集成一股与正式军事组织离心离德的政治暗流，这种情状为革命党人的渗透和策反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先决条件。

北方新军的政治逸轨虽不像南方新军那么严重，但是影响军队稳定的因素同样存在，效忠袁世凯的北洋军和传统“以文制武”政制范型的崩溃，使清廷对北洋新军的控制大打折扣。从形式上看，编练新军实现了国家军事制度的统一，然而，清政府却缺乏驾驭一支西化军队的理念和能力。当年曾国藩开创的“半私军”之路，在袁世凯控制的北洋新军中进一步延伸。宗法社会的互动方式与私军性质的首属群体关系，因北洋军事统帅“朝廷命官”的合法身份而得到加强。袁氏以“小站班底”为基础，扶植党羽，拉帮结派，借用正式军事科层制的躯壳，形成“私谊至上”的北洋军系网，“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生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感情，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牢不可破，只要是‘恩上’，或是‘恩宪”，无论是否‘乱命’亦须服从”，北洋军人的行为准则，足以说明“它是私的结合”（注：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崩溃》，《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辑，第223页。）。这种被私属化非正式群体关系所掏空的“国军”与朝廷的离异不过是迟早的问题。

梁启超撰《中国历史研究法》指出：“新政之最积极进行者为练兵。而所谓新军者，遂为革命派所利用，为袁世凯所利用，卒以覆清祚。”循此思路观照清末十年之情形，近代化新军与其说是强国御侮的军事机器，不如说是变革社会的重要载体，许多中国人与革命运动的唯一接触就是通过新军进行的。激进变革中的近代军人为自身地位的重要性感到自豪，迫切希望在民族振兴和社会政治革命中扮演先锋，投身新军的政治性经历，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背弃了体制内的中坚角色。虽然新军军人也有革命、中立和反动之分，其价值取向和政治表现决非整齐划一，倘若有共同之点，则是近代军事变革的政治性经历使他们逐步疏离传统政制规范，最终充当了满清帝制的掘墓人。

二、内铄革命中的主角

从戊戌至辛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交相激荡，尚武爱国的新军军人亦被推到了政治革命的风口浪尖。伴随重铸国魂和近代军人意识之觉醒而来的，是民族国家与军人（国民）关系的明确界定。新军军人忠于国家，还是效忠满清朝廷？无疑是检验军心的“试金石”。传统社会的兵“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而体现国民与国家关系的新式军人理当“只知有国家，不知有朝廷”（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式军人的“愚忠”观念。“以前是对皇帝个人尽忠，现在要对国民全体尽忠，对个人尽忠是军人之耻，对国民尽忠是军人之荣”（注：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册，第365页。），这种反映近代国民意识的军人观念，对新式军人的政治逸轨意义深远。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与***无能的清王朝关系密切，激进的军人有充分理由相信造成国家孱弱落后的根源就是清廷的专制统治。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排满革命”的主张，很容易在激进的新军官兵中引起共鸣。

近代著名军事家蒋方震在《中国五十年军事变迁史》中曾经就辛亥革命的特点和新军的作用评论道：“历次革命皆自外铄，其势不坚，而武昌革命则其势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新军从体制内的重要支柱，转变为辛亥革命的主角，个中原因相当复杂。要而论之，“没有一个大革命是不‘瓦解’军队的，而且不这样也不行”（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659页。）。具体到新军发难辛亥所产生的内铄型革命，则可看成是自19世纪末实行激进军事改革以来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从纯技术的观点看，近代“军事艺术”的迅速发展和科举制的废除，使传统文官的政制张力急剧萎缩，处在一个需要军事权威的激进动荡时代，“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难以为继，结果只能是“陛下与军人休戚相依”。一旦传统兵制由于近代化新军而发生质变，则新军与专制王朝的关系也将随之调整，加上政治化社会的互动影响，这种同床异梦的“休戚相依”关系，剪不断、理则乱，反倒成为清王朝难以消除的心腹之患。就清末政局而言，新军是唯一准备并能够向现存政制提出挑战的社会集团。革命党人运动军队，实行策反军队的“抬营主义”，正是抓住了这柄置清廷于死地的“撒手锏”，通过激进军人的反戈，演绎了一幕内铄革命的历史活剧。

由新军发动的武昌起义，既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潜心运动的结果，也是近代军人与“新政”逸轨的必然。清政府尝试以武立国、步日本后尘崛起的新政举措，终因激进新军与停滞社会的矛盾难以调和，在渐进改良无法满足激进军人要求的情况下，以暴力革命铲除障碍便成为合理选择。当时的形势，是军学绅商各界均对昏庸迟钝的专制朝廷失去信心和耐心，专制王权作为有道与无道、合法与违法的最高裁判所的地位发生根本动摇，这种体制内的政治失序为爆发内铄型的军队革命创造了条件。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和遍及全川的保路风潮，促成了辛亥革命。无药可救的清王朝在宪政改革和铁路国有化等问题上颟顸专横，把包括立宪派在内的学绅商各界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不过，学生、士绅和商人的文明抗议，终究不如军界内铄来得迅猛彻底。此时，革命党人对“新军之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机局已算成熟。”（注：《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卷，第486页。）

由于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内部的深入发展，已将党人和军人合而为一，党人即军人，军人即党人，盘根错节的非正式组织取代正式军事科层组织而在事实上控制了体制内的新军。军营社团活动的兴盛与军营的政治异动相得益彰，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在15000人的湖北新军中，有组织的革命军人约为5000人，真正与革命为敌的不到2000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在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竟占全营官兵的3/4，堪称名副其实的“党军”。

1911年10月10日，由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打响的起义第一枪，揭开了新军发难辛亥的序幕。继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响应。其中，湖南、江西、陕西、山西和云南的起义，均由新军领导；而在贵州、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和江苏等省的革命中，也得到了新军的有力支持。事实上，即使革命各省的谘议局和学绅商界不率先行动，新军也会主动发难。在狂飙激进的军事时代，新军当然处于主角地位，“逢人称首义，无兵不元勋”，军人地位空前提高，主体意识和政治张力急剧放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清帝国军事系统中地位、待遇和改革力度远不如新军的防营，倒是表现出对清廷的效忠。显然，两种军队不同的政治性经历，决定了新军与旧军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

新军发难辛亥，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在新旧交替需要权威的情况下，以倒戈内铄而建奇勋的新军无疑居于政治角逐的显赫地位，非均衡的社会力矩结构，改变了传统社会政治的游戏规则，形成了一个以军事权威为主导的政治博弈场，掌握新军的军界强人自然成为左右乾坤的风云人物。与此相对应的是，名流士绅奉迎强梁，明哲保身；革命党人倾力“运动军队”而忽略“运动群众”，指望体制内的铁序革命能够尽快“毕其功于一役”，亦有功成身退之打算。正是这种非均衡社会力矩态势下军绅耦合的政治博弈，打造出“军焰熏天”（注：沃邱仲子（费行简）：《民国十年官僚***史》，《近代稗海》第8辑，第17页。）的民初政局。

三、政治博弈中的权威

武昌起义爆发伊始，新军士兵便把他们心目中的权威人物黎元洪抬出来做了军政府的都督。黎并不是革命党，而是被革命党用手枪逼上都督宝座的新军协统。但他出任都督的举动，对瓦解清军、稳定湖北、推动各省新军革命，客观上具有积极作用。汤化龙等社会名流参加军政府，以实际行动充当了军政府合法有道的裁判人。地方名流与新军铁腕携手的“湖北模式”，亦为革命各省树立了榜样。令人遗憾的是，真正立下汗马功劳的革命党人未能掌握军政大权，这显然是严重的失着。但是出现这种局面，恐怕不仅仅是革命党人软弱妥协的缘故。非正式组织在未获得体制认同的前提下，其角色通常是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的，因此，革命党人遭到体制内名流士绅和军界精英联手排拒打压，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便是体制内铄型秩序的革命要求。

武昌起义爆发后，企图“定乱”于俄顷之际的清政府调集重兵，以惊人的速度为镇压革命作了一次徒然的努力。由于新军潜移默化的政治性逸轨早已破坏了传统政制的运行机制，衰朽帝国动用军事权威的最后一搏，无异于引火烧身。清廷苦心孤诣编练的新军此时纷纷倒向革命，手中仅存的北洋数镇又不肯用命，万般无奈之下，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当年袁世凯与清皇室形同冰炭的兵权之争，其实质在北洋新军是“私军”还是“国军”，结果清皇室赢得面子上的胜利却制造了一个可怕的敌人。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依靠“北洋袍泽”牢牢地控制北洋新军，极尽军事权威之能事，在失范的政治博弈场中纵横捭阖，最终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袁世凯走马上任之初，还摆开一副大打的架势，在攻陷汉口和汉阳之后，却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向湖北军政府提出了停战议和的建议，以便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其时，体制内铄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仅使南方各省新军纷纷反戈，而且在清廷倚仗的北洋新军中，也是“乱像”横生。1911年10月30日，张绍曾、蓝天蔚、卢永祥、伍祥祯等高级军官联名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12条政纲，以此作为第二十镇开赴南方的条件，但在清廷被迫下“罪己诏”，接受大部分条件之后，该镇官兵仍不从命南下。与此同时，吴禄贞积极谋划组织晋燕联军响应武昌起义，第六镇之不稳令清廷“惶急万分”，虽然后来吴遭暗算，举事未成，但其对北洋军心的动摇不可低估。1912年1月3日滦州新军起义，宣布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便是一证。

海军的状况同样令清廷悲观，“是时海军各舰多表同情于革命军，故汉***绥，海军军舰绝少开炮助清军轰击；即不得已而发炮，亦有意不使之命中，各兵舰旋且纷纷逃往归附革命军”（注：《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696-699页。）。1911年11月3日至12日，“策电”、“海琛”、“镜清”等31艘军舰相继起义，同情革命的海军提督萨镇冰称病出走沪上，余下绝大多数海军官兵则投奔革命。此情此景真乃“一夫发难军皆镐”，“承平旧制都倾倒”。新军和海军的反叛，砸碎了“大清帝国万世一系”的迷梦。在其他未受革命党影响的北洋部队，官兵们服从“袁大人”而不效忠“大清朝”，少数忠于朝廷的巡防营和旗籍军人无法与“叛军”抗衡，清王朝崩溃已成定局。

在政制失序的状况下，军事权威是唯一有效的博弈手段。深谙此道的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列强和立宪派的支持下，一方面对南京临时政府连打带拉，另一方面对清政府步步紧逼，先是指使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新军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共和，声称“若国民会议竟议决采用共和政体，吾人惟当奋力战斗，至死不承认此政体”（注：《盛京时报》，1912年1月9日。）。段芝贵等人更是赤裸裸地表示“不惜以干戈相见”，“以铁血解决政体”（注：《民立报》，1912年1月11日。）。“军界一呼，政界俱倒”（注：《黎副总统政书》卷9，第12页。），在北洋“军事强人”和各方压力下，孙中山被迫妥协，表示“大总统”一职只是“暂时承之，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只要“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注：观渡庐：《共和关键录》，著易堂书局1912年版，第1编，第71页。）。在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保证之后，袁世凯又授意段祺瑞率前线北洋将领246人联名电奏清廷，要求“共和”，这份号称代表40万将士的通电不啻成了清廷的“催命符”。段祺瑞等在通电中张扬：若不答应“共和”，则“挥泪登车，昧死上达”，“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在“南北军人之公意”的强大压力下，清帝被迫下诏退位，清王朝260余年的统治就此结束。1912年2月15日，参议院选举“望重中外，才贯天人”的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称袁世凯是“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名流士绅弹冠相庆，各国使节登门道贺，“北洋新军之父”袁世凯博得一片喝彩。

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其社会政治意义不可低估。平心而论，晚清以来的军事近代化始终受制于政治化社会的影响，从1895年清廷仿照西法编制新军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军事近代化与社会政治化的互动尤为突出。此前30年军事化的洋务成就由于甲午惨败而灰飞烟灭，吾国四千年大梦亦由此唤醒。面对咄咄逼人的现代性挑战和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朝野上下要求改弦更张、整军经武的呼声空前高涨，集政制基石、社会中坚和民族精神于一体的军队自然成为剧变社会的聚焦点。军事近代化之所以成为政治化社会关注的主题，皆因近代化的军事集中反映了政治化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特征，因此，军事近代化的社会政治意义较之军事意义更为突出。从政治秩序论的角度看问题，新军发难辛亥所产生的历史巨变，不只是打倒了一个大清皇帝，也“不只是传统朝代循环中一个段落的终结，而是与伟大而古老的过去一次意义重大的决裂”（注：《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302页。）。晚清以来军事近代化所导致的激进变革，在辛亥革命中得到集中体现：近代军人的先导角色与其在转型社会的中心地位相映成趣，军事权威与政治博弈如影随形，政治军事化的无序社会则导致了军绅政权的耦合。但是，处于中间社会和政制内层的新军发难辛亥，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而是近代军人与传统士绅的角色调整和社会政治权势的大转移，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因素依旧存在。“革命之结果，仅为旧政府之溃烂解体而非其消灭”（注：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释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三卷，第1468页。），其后38年的军阀政治和军事化社会的转型挫折，特别是政治军事化对近代社会经济的严重摧残，便十分清醒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