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仪与“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 ：日本 ---以 天 津 为 中 心

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在1912年初中华民国成立后，于2月12日以宣统帝名义退位。但以“优待条件”①为据，不仅照常在紫禁城中居住，且“皇位尤然”， 尊号未废，仍受宫内各式人等之崇拜，“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②。1917年7月日辫子军首领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张勋（1854～1923）率武卫前军入京拥溥仪复辟（非“张勋复辟”）③，12日失败。溥仪仍在宫中享清福。直到1924年11月5日陆军检阅使冯玉祥（1882～1948）派军警令溥仪迁出故宫。经过交涉，溥仪和皇族们移居后海甘水桥旧醇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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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辛亥革命》丛刊（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5页。秦国经：《逊清皇宫轶事》，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

②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46页。

③若干论著中称“张勋复辟”，实属欠妥。见《溥仪皇帝》（下），

此间争论最多的是溥仪“出洋不出洋”？金梁（1889～1962）和罗振玉（1860～1940）力主出洋——日本；日本借口冯玉祥和过激分

子可能有对溥仪“不利行动”，主张其“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躲避”①。1924年11月29日到东交民巷，时恰是大风暴作，黄沙蔽天，立即被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公使芳泽谦吉（18971～1965）“保护”到日本使馆的“日本兵营”②。这既是日本人蓄谋已久的阴谋，也是溥仪甘愿落入日本人所设置的圈套。

溥仪进了日本使馆， 给了日本人拉拢溥仪的机会。日本采取了若干办法拉拢溥仪：（一）为了让溥仪及随行之太监、宫女、妇差、厨役人等住的舒服些，日本使馆特意腾出一所楼房，专供其使用；（二）同意恢复全套“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值班房；（三）臣僚们可以照常向逊帝行三跪九叩礼；（四）日本使馆允准在礼堂为溥仪作20大寿，并同意大量人员进入使馆，不仅有各使馆的人员，还有津、沪、穗等地遗老、王公大臣达五六百人之多。

日本使馆的作法完全是有用意的。《京报》新闻编译社指出：

其极大黑幕，为专养之以俟某省之有何变故，某国即以强力送之到彼处，恢复其祖宗往昔之地位名号，与民国脱离，受某国之保护，第二步再实施与某被合并国家同样之办法。……此次溥仪之恐慌与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吓，入其圈套，即早定有甚远之计划……其目前之优待，供应一切，情愿破钞，侍从人员，某国个个皆买其欢心，不知皆已受其牢宠，为将来之机械也。③

明眼人会识破“某国”系指日本。溥仪在日本使馆呆到1925年2月23日前往天津计3个月时间。由于日本人仍把溥仪当皇帝一样“殷勤照顾”，遗老们仍“忠诚信誓”，更滋长起“野心和仇恨”。溥仪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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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182页。

②《顺天时报》1924年11月30日。

③《京报》新闻编译社消息，转引自《我的前半生》，第193页。

想到日本出洋，开始从事复辟的准备。溥仪的心思被一贯主张依靠日本复辟的罗振玉（1860～1940）看透，罗振玉建议溥仪到天津进

行准备。使馆书记官池部也从旁边敲边鼓：“异日中国之乱，非上不能定，宜早他去，以就宏图”①。溥仪到天津还得到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1874～1965）与段祺瑞（1865～1936）的赞成。溥仪的主张和遗老、日本人等的支持，促成了溥仪离开北京前往天津。



二

日本为溥仪到天津做了精心安排。日本天津总领事吉田茂（1878～1967）于1925年2月23日夜，派军警护卫溥仪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吉田茂专往车站迎接。2月25日《顺天时报》刊登日本公使馆声明，宣称前清宣统皇帝溥仪“于二十三日夜，突然向天津出发……原宣统皇帝怀有离京之意，早为执政之政府所熟知，而无何等干涉之意，又为本馆所了解，但豫想迄实行之日，当尚有多少时日，不意今竟急遽离开北京，想因昨今一二新闻，频载不稳之记事，致促其行云云。”②溥仪到天津即住进日本租界地③。在“张园”、“静园”共呆了6年9个月，溥仪成了日本拉笼、控制、利用的对象。此时日本一面通过罗振玉暗示溥仪：日本将帮助其复辟；一面采取多种措施使溥仪相信日本是真心实意帮助其复辟的。

措施之一，日本总领事馆安排溥仪参观日本侨民小学。在前往小学的路上，让日本小学生在道路两旁欢迎，手里举着纸旗，高呼“皇帝万岁”。此举深深打动了溥仪，使他感到日本人尊敬他，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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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振玉：《集蓼编》，转引自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194页。

②《顺天时报》1925年2月25日。

③天津日本租界地，是1896年10月19日，中日《公立文凭》订立，在天津开辟了专管租界。1900年12月日本又在强占租界内外大片土地后，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1855～1931）非法宣布天津租界地新的界址。1901年5月划定界址。天津租界成华北各乱源的基地。

日本人会帮助他。

措施之二，日本天津驻军表示保护溥仪的人身安全。当时在中国大地上，既有军阀混战，又有各地工人抗议日本资本家盘剥，还有大批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天津租界的各国驻军组织起联军，以便对付进租界的国民军。这时，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将专程到张园，安慰仆役，表示决不让中国兵进租界一步。此举再次感动了溥仪，使他感到日本人才是保证它安全的救世主。

措施之三，日本在天津军政界人士利用年节或溥仪生日之机，讨好溥仪。溥仪在天津期间，每逢年节或溥仪的寿辰，日本的领事官和军队的将佐都前去庆贺。此举也使溥仪五中感激。

措施之四，邀请观看阅兵，以威慑溥仪。在日本国“天长节”，举行阅兵典礼之时，日本军司令官植田谦古邀请溥仪去参观。当溥仪一出现在阅兵场，植田谦古立即骑着马过来敬礼。十分明显,日本的目的是使溥仪明白日本军事力量的强大。

措施之五，在天津军队安排军官给溥仪讲解时事与军事。先后向溥仪讲解的有日军司令部参谋河边、金子定一、吉冈安直等。他们既讲解当时中国内战的形势和混乱的原因，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群龙无首，没有皇帝，也讲到中国军队的***无能，没法与日本的“皇军”相比。这样做再次使溥仪感到日本军队的强大，认为只有靠日本才能复辟帝位。

措施之六，向溥仪炫耀日本海军之强大。有一次溥仪到白河边闲游，却被日本“腾号”兵舰指挥官探知，舰长浦田突然到岸边邀请溥仪参观兵舰，溥仪到舰上受到海军将校列队致敬欢迎。日本的用意就是既显示军事的强大，又表明日本人才真正尊敬他。

措施之七，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吉田茂应溥仪之请安排其弟溥杰（1907～？）赴日学习军事。在溥仪看来，派亲族往日本学军事，要比自己出洋更具价值。恰在此时，溥杰一心要投笔从戎，以便出出风头。此举正合溥仪之意，拟派溥杰和润麒前往日本学陆军。1929年3月，溥杰和润麒得到日本大财阀大仓喜八郎的资助，先到日本贵族子弟上学的学习院，后再转入日本的士官学校。

措施之八，运用“乩坛”或占卦给溥仪增加精神力量。当时社会上存在占卦、扶乩、相面等活动，好多人视为娱乐的一种。溥仪有时被卜卦、相面者说的“入运”、“大显”所鼓舞。日本天津领事馆也专门派相法家为溥仪相面，预言溥仪将在某年成就大事，即复辟帝位。对此溥仪承认受到了精神鼓舞。

日本天津领事和驻屯军所采取的上述措施，无不是拉拢、镇摄溥仪；也正是这些措施使溥仪在天津“生活上很自在，在‘政治上’很得意” ①，这也就是促使溥仪“日益信服”、信赖日本的原因，认为日本是“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 ②。

在争取溥仪问题上，日本的几股势力各有打算。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驻屯军以及黑龙会互相勾心斗角。有的直接与溥仪接触，有的通过罗振玉，有的通过溥仪岳父郭布罗氏•荣源，有的利用蒋介石拉拢溥仪。更被日本重视的是郑孝胥（1860～1938）。郑孝胥从1891年始先后任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东京和神户领事，与日本上层人物关系密切，不把日本领事馆、驻屯军以及特务机构三野（友吉）公馆看在眼里，摆出一幅盛气凌人的架势。郑孝胥的眼光直接指向东京，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持，他向溥仪提出要到日本东京活动。此动议正中溥仪的下怀，立即获得赞成，芳泽谦吉即表同意。1928年9月9 日8时，郑孝胥抵日本神户。由于被日本当作溥仪的代表，将来复辟清朝的重要人物，因而受到政界、军界、新闻界乃至黑龙会的热烈欢迎，往访者络绎不绝，就连曾任或后任首相、陆相、司法相、外务相、海相的近卫文麿（1891～1945）、宇垣一成（1868～1956）、米内先政、平沼骐一郎、铃木贯太郎（1868～1948）、南次郎（1874～1955）、吉田茂等人也出面会晤交谈，此外有些政客、财阀也出面会见“郑大臣”。他们感兴趣的是郑孝胥关于“开放全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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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程远行：《中国涉外事件秘闻•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26）》， 选自http://book%25E2%2580%25A2sina.com.cn/ 2006年05月18日。

②参见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234页。

策”。作为一个访日的一般清朝遗老如此做法，未免有僭越之嫌。但是，通过郑孝胥防日，确实使日本上层人物看出溥仪的利用价值。

其实，驻扎于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已在酝酿挑起事端，以便军事占领全东北。日本的预谋早就有蛛丝马迹显露出来。一是旅大租借地内的关东军不时向辽、吉、黑三省的铁路沿线运动，同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1876～1945）检阅了南满铁路沿线部队及组织多次军事演习①；一是1931年夏日本军官在向日本读书的溥杰透露将发生“事变”的消息。一个曾是天津日军司令部的参谋吉刚安直的人，他给溥仪讲过时事。他是鹿儿岛驻军联队的大队长，当吉刚得知溥杰即将回国的消息，邀请溥杰到鹿儿岛叙旧。当溥杰将离开时，吉刚神秘地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②为了让溥仪增强复辟帝位的信念，有人为其打气鼓劲。1931年7月23日，日本华族水野胜邦子爵到“静园”拜访溥仪，临别赠送一把写有“天莫空勾践，财非无范蠡”10个字的扇子，寓意会有一批像春秋末政治家、越大夫范蠡式的人物，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一样辅佐溥仪重返帝位。

“九一八”事变给溥仪先到东北恢复大位带来了希望。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在东北寻找代理人，早在1929年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良（1901～2003）的顾问土肥原贤二（1833～1943）向张学良呈上《王道论》，请他当满洲皇帝，并宣布“东北独立”，但是遭到了拒绝。③这就是吉刚安直所说的“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所以日本又转过头来找溥仪。9月30日，日本翻译官吉田忠太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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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六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页。

②见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263～264页。

③王庆祥：《溥仪轶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静园，将溥仪请到司令部会见香椎浩平中将，可是香椎寒暄几句就退出了。只有早已到场的罗振玉转递时任吉林省政府主席兼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1881～1949）的参谋长熙洽（1884—？）的信，信的中心内容是劝溥仪“勿失良机”，赶快到祖宗发祥地的“龙兴之地”主持大计，即第一步占据满洲，第二步再返回关内，有日本人的支持复辟在望。罗振玉也说“非中日协力从东三省下手不可” ① 。郑孝胥虽素与罗振玉不和，此时虽也主张到东北，却认为时机不成熟，实际上，郑孝胥的眼光是全中国。

其实，日本人对溥仪是否离天津去东北意见并不一致，日军驻天津司令部主张到东北，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却以负有保护之责，不能马上离开天津。可是当日本派来靠侵略中国不断升迁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到天津，任务是要尽快把溥仪弄到东北。欲达此目的，日本在天津接二连三地制造事端：（一）通过罗振玉、熙洽和香椎浩平诱惑、劝导；（二）在社会上散布“中国人要对溥仪有不利的动举”；（三）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1865～1949）派长期策划“满蒙独立计划”的川岛浪速（1865～1949）到天津劝诱溥仪前往东北②；（四）11月3日，土肥原贤二到天津夜访溥仪，一面好言劝其速往东北；一面建议关东军进行监视，一旦溥仪有逃逸现象，则用“特殊手段”达到目的③。（五）采取卑劣手段进行恫吓，一是以食用水果箱装炸弹，当礼品送给溥仪；一是写恐吓信，警告溥仪“再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还有可疑之人身藏电刀， 到处打听溥仪；（六）最终促成溥仪决心离开的是“天津事件”。1931年11月8日夜，日本特务精心策划，唆使汉奸张壁、李际春纠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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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振玉：《集蓼编》，见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267页。

②片仓衷：《回忆满洲国》，第99页。

③[日]《秘录土肥原贤二》，第203页。

氓、兵痞千余人，从日本租界向天津第二区发动进攻。驻天津日军司令官立即下令警戒，断绝与华界的交通，并把装甲车开来，严密封锁溥仪居住的静园，同时向华界开炮轰击，造成天津市民伤亡200余人。10日，驻天津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一面令部队占领日租界地的外围线①；一面发表声明，宣称“天津动乱有辱日本国家之名誉”，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退，绝对取缔抗日活动等。日本制造“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势”②舆的目的十分明显，其终极目的就是要加快把溥仪逼出天津前往东北③。但是，据报载：“溥仪拒绝了日本人的劝诱，国民政府深为感动，希望溥仪离开天津日本租界地，可在北平、上海或其他地点自由选择居处，政府将负责提供住宅和生活费用。”④其实当时溥仪被日本人所控制，国民政府望尘莫及，力不从心。

三

日本经过精密安排，于1931年11月10日夜要将溥仪放在汽车后箱中运走。为了离开危险的天津，溥仪顾不得自己的身份，完全按日军设计的方法：做汽车后箱，穿日军大衣，带军帽，乘汽船，登“淡路丸”，于12日抵达营口港，再拉到汤岗子，“照顾”到翠阁旅馆⑤。这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移溥仪，完全是日本关东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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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 ねず まさし ：《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258页。

②《陈曾寿奏折》。

③溥仪离开天津去向何方？有三种主张：一是土肥原等日本人主张直接到“龙兴之地”奉天；二是按陈曾寿主张前往日本；三是清朝遗老则主张到旅大去。

④《大公报》和《天津日报》1931年9月28日。

⑤[日]片仓衷：《回忆满洲国》，第101页。

手策划的，可是关东军向关东军长官、领事、满铁通报时却说什么：

“溥仪因天津暴动深感其自身生命之危险，乃自然逃离天津，于13日（12日）10时突然于营口登陆，请予保护。出自人道主义立场，暂时将其收容于汤岗子予以庇护。”①关东军为了把溥仪迁至旅顺，

又宣称汤岗子有“兵匪活动”。11月18日关东军把溥仪转到旅顺大和旅馆。关东军又以“保护”为名，不准溥仪会见外人。1932年伊始，日本加紧策划建立以溥仪为首的“满蒙共和国”。溥仪心有不甘，力主“复辟帝制”②。2月21日，罗振玉等拜见板垣征四郎，请求日本允许实行帝制，板垣不为所动，并于2月25日提出新国家“满洲国”方案。日本设计的“国名”、“国旗”、“年号”、“元首”名称为执政、“首都”等定下之后，日本所操纵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于3月1日发表《满洲国建国宣言》，竟“宣告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创立满洲国”，并承认中华民国“与各国所订条约的债务之属于满蒙新国领土以内者”，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③须知，此时日本还在通过张燕卿等多人在旅顺动员溥仪，溥仪表示“责任重大，碍难接受”。④直到3月4日，关东军组织了29人再次恳请溥仪，溥仪才“勉竭愚昧”，应允“暂任执政一年” ⑤。3月5日，伪黑龙江省长张景惠（1876～1959）以迎接委员会名义到旅顺迎接，溥仪才最终答应出山。翌日上午溥仪等带着家室、遗老们30余人踏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