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风波亭惨案

南宋绍兴十年，金国撕毁和议兴兵进犯，南渡偏安的高宗命韩世忠、张俊、岳飞等兵分三路抗金北伐，东西两线均迅速取得大胜，失地相继收回。岳飞挥兵中路挺进、驱虏反击，进入中原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岳飞的部属将士战功卓著，具有“守死无去”的战斗作风，敌军难能将之撼动，因而南宋北伐抗金、收复中原的斗争有了根本的转机。其时岳飞率领的军队被百姓称为岳家军，金人中流传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就在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朝廷却连下十二道金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岳飞最终忍痛班师，“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家军抗战北伐被迫中断，金兵又整军回到开封占领了中原地区。

岳飞一回到临安即遭司法刑讯，朝廷权力集团并未找到任何岳飞反叛朝廷的直接证据，“其事体莫须有”，绍兴十一年除夕夜，高宗下令赐岳飞死于临安大理寺内风波亭中，时年三十九岁，亲信张宪、家人岳云等也均含冤被处决。

历史虽如过眼云烟，但为了让我们对历史的承前续后能产生更深的体认，分析把握这一千古奇冤的因果脉络需从残唐五代后期说起。后周政权的都点检赵匡胤在出兵北伐的途中，仰仗部属的支持在陈桥发动了兵变，迫使后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随即建立了北宋，并逐步结束了中原地区和南方的乱局，构筑了国家权力的基础得以与北方的大辽对峙。

为了避免成为类似五代十国的短命王朝，宋太祖没有因循旧的政治军事体制，他在政治方面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将国家权力更有效地控制在帝皇手中，在军事方面则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大将对军队的控制，并设立中央禁军，将各地精兵收归京城禁军管辖，使朝廷即君皇直接掌握了军队的建置、调动和指挥大权，其下兵权三分：“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关，直接秉承皇帝旨意调派全国军队，与三衙分握发兵权和管兵权，互相牵制，同驻一地的军队平时则受三衙和将帅双重统辖。战时，军队受枢密院调发，由皇帝临时派遣统帅委以招讨使等头衔率兵出征，战事结束即收缴将帅兵权，这种将不专兵、兵不知将的兵将分离原则能有效地剥夺军方将领的权力来源，以免军方乱政或谋朝篡位。鉴于赵氏自身帝位的来历，自太祖以降历代帝王必然极其警戒类似部属拥戴、形势造就的黄袍加身剧情的重演，但将帅临时奉命点兵出征的战事模式类似于现代医学上的器官移植，兵将之间潜在的排异性必然限制了军队一体应心的战力发挥，这不能不说是北宋军事羸弱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其经济相较立国之前极为繁荣。

我们在小说水浒传中读到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以朝廷制度而论即是专职的器械、兵阵训练官而无统兵资格，具备领军资格的将官则奉文官职司衙门之命历来即时“点兵”随后讨剿贼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宋朝军政体系以文驭武、压制将帅群体的祖制惯例。

所以，岳飞虽是抗金的名将功臣、民族英雄，但民间盛传的“岳家军”三字锋芒太露，这既反映了岳飞统领的部属上下将士一体同心，乃北伐建功所依赖的战斗力所系，也体现了岳飞在军中之威高权重。其时五代十国时局之乱所去未远，彼一时期走马灯似的换位坐庄通常是由强势的军方主导，“岳家军”这一称谓显然犯了赵宋朝廷军政祖制将不专兵的大忌，表明岳飞作为军事战将缺少韬光低调的政治智慧，而其秉性原本就显棱露角，身为军方大员却时常掣肘朝廷举措使高宗为难。以宋朝政治高度的集权体系，继而发出的顶级金牌诏令命其回朝述职必然出自钦命，如果岳飞接到一、二道金牌，且不受制于前线战事即还朝复命并提请另行委派重臣前线领军，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宋高宗尚不致疑忌如此之深，毕竟以大宋江山为重，但连催十二道金牌岳飞始返临安，前线战事紧要已另当别论，高宗必然认定岳飞此举“目无组织纪律”的强横抗命损害了皇家权威，加上“岳家军”三字更使高宗心中坐实：称号即使源自民间非岳飞本意，但足见其声威颇受军民拥戴，若岳飞将来成功收复中原、名扬汉家天下之时也来个黄袍加身，其兵变犯上将无人能制，如此一来纵使北伐如愿，赵氏也极可能失去偏安的南宋半壁江山。这一推测完全合乎权谋逻辑，如果赵构选择宁负汉家百姓不负赵氏列祖列宗，则朝廷预防性的果断重处岳飞也就顺理成章，即使也可能激起岳家军前线兵变，但核心岳氏一去，则岳家军就不成其为岳家军，对于政权的威胁也就大为消减，于是，风波亭千古悲剧最终无法避免。

客观地说，历史虽无法从头另行演绎，但若当时岳飞的权力和地位不受朝廷猜忌并成功收复汉家江山，声名盖过韩世忠等其他勋臣战将，则军心、民心众望所归执意拥其为帝取代南宋成为又一新朝太祖也完全符合历史的经验，而我们今时也并不会因此而贬低岳飞的历史承继作用。后世之所以认为岳飞之死乃千古奇冤，乃是基于现代司法中常见的无罪推定，而赵构的权谋算计无非是因事涉社稷宗庙而作了有罪推定——古今政治权力斗争的通则，权相秦桧所言“莫须有”三字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一点。他作为朝中权臣若非得到君王谕示也绝不敢乱用刑典处置前线大将。孝宗初年朝廷之所以为岳飞昭雪是因为岳家军已时过境迁不复构成对政权的威胁，“崇岳”之举是为再度北伐抗金动员重塑道德价值，之所以“贬秦”则是为了维护前代帝王形象而政治问责于臣属。至于小说所言岳母训子刺字“精忠报国”，此节即算属实也只代表一种特殊形式的个人对社会的承诺，仍需要自身排除形势的干扰并在道德上自觉实践，却不能保证绝无意外。赵匡胤原先作为后周都点检指挥使必然也存在某种效忠朝廷的誓诺，但陈桥兵变顺应时势的经验先例对赵宋王朝来说尤为深刻。

也有学术研究认为，高宗赵构因担心一旦中原收复，徽钦两宗回归将威胁到自己的皇位，故急切地希望与金人议和，主战的岳飞于是被作为障碍而除去。这等说法并无说服力。纵观历史，宋代尽管不乏政治隐晦，但社会最重礼法。高宗父兄被掳于家于国而言均是奇耻大辱，因此北伐抗金、收复故土既是高宗的道德使命，也是南宋政权的号召合理合法性的基础，自古君王如有实力在手谁甘雌伏？高宗若始终只求苟且偏安，也就不会有前期的王师北伐之举，而高宗一旦驱除鞑虏迎归父兄，便是中兴之主，其政治地位与权力就非亡国过气的徽钦两宗所能动摇，高宗所统驭的功臣战将也不会认同赵佶、赵桓的帝王主政资格，赵构只需以孝悌之名将父兄尊奉宫中软制即可，而徽钦两宗若寻求复辟，即使高宗甘愿让位也会导致与当前的文臣武将的矛盾冲突，后果极可能是政权的崩溃，这也是唐初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弑兄囚父的无奈，区别只在于建成太子是并无合理性的合法登极而非复辟。在中国历史中可堪参照的情形是明代土木堡之变中为瓦剌所俘的英宗，他以晦气之身份而南宫复辟成功可说是唯一的例外，一则因根基浮浅的兄弟代宗病重，二则因得到朝中尚存的旧势力拥戴，但于当时的南宋而言却均属后话，绝非先例可为殷鉴。

军事乃政治的延伸，战争需要资源和人力的充分投入，所谓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反映的是政治的现实局限和民族的合理诉求之间纠结的困境，大体上非关当事者个人的道德善恶，很难想像庙堂之上朝政公议有谁会自曝卑鄙嘴脸。南宋当时有声望的文臣武将中主战的并非只有岳飞一人，但抗金北伐军三方统帅唯有岳飞获此奇冤巨祸自有其深层的根由。

简言之，南宋抗金的历史时期，风波亭案乃是传统上的君臣猜忌必导致因果循环转换的无解之解。朝廷纵然无罪开释岳飞，岳飞必会自度，若不容于高宗则惟余下寻求自立一途可保身家性命的周全，而赵构也不敢拿仅剩的半壁江山赌曾经誓诺精忠的岳飞绝不会变卦。南宋王朝为政权的巩固而肉体解决岳飞虽出自合理的逻辑思考，但岳飞抗金战功赫赫是不争的事实，基于民族大义的立场，这一惨案既是政治的冷酷，也是英雄的不幸，更是中华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