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 4

导读：广东军队对革命党政府的效忠已经动摇，他们已经无法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甚至对政权的支柱军队也失去了控制，比较一下20世纪开头的十余年广东的清朝和革命党人两个地方政府维护、整治、重建社会，我们可以对辛亥革命的成败以及这个时期的国家于社会的关系、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关系，在清末，由于各种阶级、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社会控制系统出现失灵、瓦解、崩溃的趋向，而近代中国又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但这支军队在建立和维护秩序的军事行动中备受挫折，又得不到城乡居民的支持，早就纪律废弛，士气低落。当日的革命党人不懂得向军人进行有效的政治工作，而袁世凯则千方百计进行拉拢，在1913年5、6月间，广东军队对革命党政府的效忠已经动摇。陈炯明要独立，“在粤军官皆不谓然”。[116]广东独立后，当“兵仅六千，械欠精利”、“饷源不给” [117]的龙济光部奉袁世凯命令从广西向广东进发时，拥有两师一旅实力的广东陆军几乎没有与龙军进行过真正的战斗，广东的“二次革命”就失败了。


如果说，革命党人在1911年时是“不战而胜”的活，在1913年他们可说是“不战而败”或“一触即溃”。实际上，他们已经无法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失去了城乡居民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认可，甚至对政权的支柱军队也失去了控制，所以才失败得那么迅速。


（三）


比较一下20世纪开头的十余年广东的清朝和革命党人两个地方政府维护、整治、重建社会秩序的过程，我们可以对辛亥革命的成败以及这个时期的国家于社会的关系、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关系增加

不少认识。


在清末，如同历史上其他封建皇朝的末世一样，由于各种阶级、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以及统治集团的***，社会控制系统出现失灵、瓦解、崩溃的趋向，在义和团运动与辛丑条约签订后统治能力与威信进一步下降；而近代中国又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工商业的发展，对外交往的密切，士绅的分化与衰落，商人阶层势力和影响的壮大，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再加上维新、革命运动的开展，不仅冲击了清朝的统治秩序，而且改变了居民的观念；以上情况，在广州地区都十分明显。清朝官吏力图恢复旧的社会控制系统，虽然也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给旧的社会控制系统增加了一些新东西。但是，他们失败了，在革命高潮到来时，早已摇摇欲坠的旧社会控制系统便顷刻瓦解，清朝在广东的统治随即垮台。而革命党人在广东建立政权后，他们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控制系统，如前所述，他们作了很大努力，但他们也失败了。


广东地方政府在整个社会控制系统中处于领导和主导主导地位。清朝的广东地方政府和官员不能力挽狂澜维护改变旧社会控制系统崩溃的命运，这很容易理解。但代表新兴阶级的革命党人，何以在掌握政权之后仍未能在他们奋斗多年、最熟悉、最有影响的广东省建立新秩序，甚至最后连政权都不保？这是可以再作讨论一下的。


以往我们分析辛亥革命失败时原因时，往往会说到革命党人不懂得政权的重要性，让旧官僚、立宪派掌了实权。或说因为革命党人不团结、***。但在广东，这些都说不通。革命党人在政府、军队、警察、省议会等都始终占绝对优势地位。[118]虽有一些旧官僚担任重要职务，但并无左右军政府的能力；[119]至于原立宪派，在政府中就更没有地位。广东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内部的矛盾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严重，尤其是当涉及同盟会在广东的地位问题时，他们的立场是相当一致的。他们也没有迅速***，至少胡汉民、陈炯明、廖仲恺、朱执信、陈景华、钟荣光等都算相当廉洁、勤政、有理想。但是，从政权的角度看，也确实可以找出革命党人失败的一些原因。


革命党人对政权建设理论和干部都严重准备不足。《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只设计了推翻与接收清朝政权的方案，但对政权如何建立，如何维持自身的运作，如何实现对基层的治理等完全没有考虑。[120]广东军政府的领导人基本没有掌权的经验。担任县长职务多为革命党人，[121]同盟会各县分部长多以县长兼，1912年省议会选举时，广东同盟会支部长、都督胡汉民分函各县长指定各县初选人。[122]但舆论认为，“吾粤自反正后，各县知事其惬人意者十不得一”；“县知事之贪者贿赂彰闻，酷者滥刑无度，甚或枉杀数十人，积赃数十万”。

[123]“今民国知县，多属新进，专靠前之书吏，更不免通同作弊”。

[124]日后胡汉民回忆说，广东当时有90多个县，每县一年平均更换县长3次。但县政全无起色。[125]这种情况这不能全归咎于县知事

的个人品格，因为县一级政权县级政权的组织和运作基本没有变化，办事人员多数仍是清朝的书吏差役，只是革命党人县知事代替了清朝的知县而已。1913年，临时省议会讨论粮差的中饱积弊问题。讨论的结果是仍不能革除，因为“各处田亩，非彼辈莫知，一旦革除，即纳户无从查核”。[126]由一群缺乏行政经验、素质参差的革命党人，统率大量清朝的旧吏役，基本按清朝的办法治理各个县，那怎么可能把广东治理成共和民国的模范省呢？


革命党人的政权也没有哪个阶级或社会集团可以成为他们建立新秩序的支柱。在清末民初，广州一带是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但这些工人的绝大多数是在家乡的工厂工作的缫丝女工，她们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不大。还有数以万计的手工业工人，但“反正以来，百业凋敝，农工商之失业者，繁实有徒”。[127]仅佛山一地，“雇工糊口之人，赋闲无路者约有数万之众”。[128]在广州“无业游民流而为匪者甚众”。[129]至于农民，生活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政府恢复旧捐税、发行不兑现纸币、大举清乡，使农民深受其害。时人认为，“吾粤光复以来，贫民生计，日形凋落；痛苦也，穷乏也，饥饿也，皆相因而至”。[130]因此，工农不会喜欢这个政权，革命党人当时不懂得也无法做到向工农寻找支持。


士绅阶层从他们的利益和观念出发，当然不会成为革命党人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至于商人的政治态度，还得结合清末民初广州地区

的社会经济发展再作些分析。清末一二十年很可能是广州地区历史上经济发展得特别快（尽管有些畸形）的时期之一。商人是得益最大的阶层。他们积极参与策动广东和平独立，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确信清朝统治再不能维持社会秩序，拥护共和制的直接目的是“以生命财产关系，谋和平自保之法”。[131]但在革命党人治理下，广东更加动荡不安，外贸锐减，商业凋零。[132]商人从眼前利益出发，对革命党的政权越来越不满。本来在政权交替时期经济一时未能恢复是正常现象，但革命党人在商界同样没有作过深入的工作，也缺乏同商界有密切联系人物，无法取得商界的理解与支持。而广东虽有一批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同样在革命后生活状况没有改善，再加上革命党人与康、梁的积怨以及丘逢甲的早逝，原来主张立宪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大批转而支持革命党。这样，在广东掌权的革命党人就十分孤立，没有哪个阶级或社会集团会协助他们建立和巩固政府的权威。在广东，共和制度的合法性得到广泛的承认，但对革命党政权却普遍没有好评。缺乏基础的革命党人始终没有办法把政府的权威和势力贯彻到城乡社会，所以，当革命党人和袁世凯面临决战时，他们发现，站在反袁阵线的只有他们自己。


以往，我们在研究辛亥革命的失败时都会对革命党人的政策有所批评，例如批评他们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而失去了农民的支持。

[133]但我们从前文广东的情况来看，即使革命党人有这样的认识，他们有可能做吗？有一个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纲领就真能得到农民

的支持吗？如果从总结整个中国民主革命的角度，把农民问题作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未尝没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我们把目光回到民国初年，那么，这种批评可能就是对革命党人的苛求。今天，我们还可以说，如果在广东掌握了政权的革命党人想办法同广东的改革派士绅取得某种妥协和合作，尽管这一定会使这个政权的共和革命理想色彩有所减退，但将有可能扩大自己统治的基础，也许有助于政权的巩固。但我们只要全面考察当日的国内、省内形势，就会明白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34]革命党人在广东建立政权时，原有的社会控制系统已经瓦解，但他们所拥有的政治、军事、组织力量，以及他们在广东的社会基础，又使他们既无法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控制系统，又无法修复和重建旧的社会控制系统（作为革命党人，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他们作了艰苦的奋斗，努力在广东建立一个共和国的模范省，但结果连自己的政权都没有保住。


最后，必须说明，本文并非对辛亥革命的进程和成败提供全面的新解释，其选题、视角以及研究的区域和时段本身就包含了局限；但鉴于广州地区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特别重要的地位，笔者相信，辛亥革命时期在广州地区发生的一切，应该有一定的典型性，可以加深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当然，对广州地区的典型性是不能过分夸大的，要对辛亥革命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全面的结论，恐怕还得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