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 1

导读：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本文拟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主要是广州城与南海、番禺、顺德三县）作研究，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地方政权（尤其是省一级政权）与城乡基层社会的关系，以及这个时期社会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清末广东的省城分属南海、番禺两县，广东督抚通过各级地方官僚系统，士绅阶层是这个控制系统的社会基础，办理地方公益等事务，清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曾经是相当严密有效的，但在清末，清末负责广东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

──以广州地区为例的个案研究

作者：邱捷


历来辛亥革命的研究都特别注意广东。本文拟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主要是广州城与南海、番禺、顺德三县）作研究，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地方政权（尤其是省一级政权）与城乡基层社会的关系，并希望从一个较新的角度探讨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统治）之易与失败之速的原因，以及这个时期社会各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

（一）

本文所说的广州地区，是指以省城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清末广东的省城分属南海、番禺两县，广州府则下辖14个县。广东在清朝被视为富庶的省份，但真正富庶的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是清朝在南方的统治中心，保皇、革命两党的起事都以广州地区为目标，因此，朝廷对巩固在这个地区的统治秩序非常重视。广东督抚通过各级地方官僚系统，以军事、法律、教化等手段维持大清皇朝的统治秩序；清朝朝廷对广东，特别是广州地区的统治，都同其他省份一样严密。众所周知，清朝的政权机构最基层就是州县，但无论在城乡，州县除了直接的治理之外，还通过保甲、乡约、公局等机构，使清朝

的国家权力深入到街区、村庄。士绅阶层是这个控制系统的社会基础。广州地区科举发达，士绅众多，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镇，士绅都在乡约、公局等机构议断民间的争执，办理地方公益等事务。[1]与历史上各个朝代比较，清朝在广州地区的社会控制系统曾经是相当严密有效的。19世纪50年代，洪兵起义席卷珠江三角洲，但终在官绅联手镇压下失败。[2]


但在清末，清皇朝在广州地区的统治又面临严重的挑战。19世纪晚期，有人已说“广东近来盗贼之多甲于天下”。[3]进入20世纪之后，“广东盗凤之炽甲于他省”，[4]更成为官方文书和报纸报道的老生常谈。清末负责广东全省清乡的水师提督李准认为，广州府的顺德、南海、番禺、香山、东莞、新会、增城、清远都是“盗匪”特别多的县份。[5]而且，革命、保皇两党的宣传与武装起事，都特别专注广东，仅革命党在在广州起事就有好几次。在广州地区，清朝的统治秩序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清末十余年先后有李鸿章、陶模、德寿、岑春煊、周馥、张人骏、袁树勋、张鸣岐等任粤督，他们当中有几个是清末著名的能员。在他们主持下，广东地方政府竭力维持、加强、重建原来的社会控制系统，例如一再整饬吏治、鼓励士绅办团、经常举行清乡等；另一方面，在清廷实行新政的大背景下，又极力给社会控制系统增添新的内容，如整顿防营、创办新军、设立巡警，以及督办地方自治、建立谘议局等。

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


军队、警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清朝广东当局在整顿与加强军事力量方面可说是不遗余力，但成效有限。以陆军为例，驻防广东的八旗（均驻广州城）6000余人，经编练后有3200人纳入新体制，但这3000多人的八旗兵对广东辛亥革命的进程并无影响。传统的经制兵绿营，到1910年全省只剩下4872名（驻广州地区的只有几百名），且毫无战斗力。广东新军原来计划编两镇，但直到1909年底才达到一协的规模，1910年初，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事后大部被遣散，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才勉强成镇。[6]清末，维持清朝在广东统治秩序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巡防营，到1910年有38729人。[7]到1911年全省各级警官、委员共1047人，巡警8015人。[8]靠这些人数有限、素质不高且政治上未比可靠的军警，清朝广东的地方政府自不可能应付全面危机。


清朝官员寄希望于士绅，多次要求士绅举办团练，也得到部分士绅的响应。例如，广东官绅曾讨论，“先办省团，次乡团，次沙团”，省团勇费由善后局指拨，乡团、沙团勇费按咸丰年间的办法每亩收费筹集。[9]在绅权特别强大而盗匪又特别活跃的顺德县，士绅对办理团练表现得相当积极。1903年，顺德县规复团练局，“四乡亦以盗贼猖獗，亟言自卫，于是数堡数乡联防之议起”。[10]官府还鼓励士绅实行“加收亩捐，办团编营，配船游击”以及“捐款建碉”等办法，

并向其他县份推广。[11]粤省大吏在筹办地方自治时特别要求士绅举办家族自治。[12]1911年粤督张鸣岐奏请以在籍翰林院编修江孔殷为广府清乡总办，目的也是为了争取广府士绅的全面支持。


但官、绅的合作仍未能改变乡村逐渐失控的状况。例如，在顺德县规复团练局以后，该县“素称殷富、地密人稠”的的桂洲乡（离县城十余里，离省城也只有几十里），却成了三合会、盗匪公开活动之地，时人认为“情形直与咸丰四年红匪作乱时无异”。[13]1910年，顺德不少地方由于“会匪”猖獗，“是以大生意以及富户并斯文中人，均多入会”；入会的甚至还有局绅。[14]革命党、盗匪的活动都是相当公开的。加入了同盟会的绿林李福林日后忆述说，在清末，在顺德扩大同盟会的办法是专门请来戏班连日演戏，在演戏前上台宣传革命，接着招收新会员。[15]官绅维护统治秩序的行动通常以失败告终。清末广东地方政府以顺德未重点清乡的县份，但盗匪却越清越多，乡村大多数居民越来越背离清王朝。1911年7月，士绅向官府报告绿林好汉谭义、邓江（已加入同盟会）在顺德龙山乡沙铲演戏，清朝官兵千余人前往搜捕，却扑了个空。官兵乘机放火抢劫，乡民大愤，聚众同官兵对抗，并把一名营勇拘禁，经官吏责成士绅干预才得以释放。

[16]这件事反映出官兵战斗力的低落和乡民的向背。官府尽管仍然得到士绅的协助，但也无法在维持清朝的统治秩序了。积极办团的士绅往往立即受到打击。顺德众涌乡富绅、花翎知府衔卢天骥倡议“合府县创办民团，联合防剿”，自告奋勇担任团长，得到官府的鼓励；但

在他准备开始招募团丁时，一伙绿林好汉涌入卢家把他杀死。[17]“贼杀绅士”的事件在顺德不断发生，不少士绅“惧祸及，各相避匿”。

[18]邻近的南海县境况也差不多。官吏一直要求各宗族的士绅“指攻”本族的盗匪，1911年8月，南海县上淇乡盗匪陆省被处决，清乡的行营的告示有“族绅公认”字样，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样会对陆姓士绅不利，果然，两天以后被怀疑向官府告密的族绅陆朝就被另个一同族的盗匪陆常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杀死。[19]岑春煊督粤时曾规定各地文武官员按月查报“匪首、匪众、匪乡、匪族、匪窝、匪械、匪案”，但1911年初张鸣岐到任后发现，“近年各属多有未据查报者”。[20]这除了因为官吏机构***、官员怠于政务之外，主要的原因是官吏已经无法掌握乡村的情况，即使填报，恐怕也只能虚应故事。以官绅为一方，以革党、会党、绿林、农民为另一方（尽管四者不一定有直接联系）在广州地区的乡村进行了激烈的较量，互有胜负，但前者日渐居于下风。正是因为官、绅基本上失去了对乡村地区的控制，革命党人（平日并无在广东乡村作深入细致的工作）在武昌起义后才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动了数以万计的民军。[21]


在省城广州，官吏众多，军警林立，还有官绅主持的各种维持治安的机构，自然不至于出现乡村地区那样基本失控的情况。但是，原有的社会控制系统在清末最后10年也再不能如常运作。例如，广州城原来各甲的地保“由街坊推选，复须循章缴捕衙充费，方准供差”，“由甲内街坊酌提公款给作公食”。但到了1907年，街道的公费支出

于其他方面，无法保证地保的工食，而官府又“复饬倍缴充费”，于是无人愿充地保，“以至缺额久悬，街坊各事乏人经理”；在职的地保也准备“拟连禀县宪，乞准退役”。[22]新设立的巡警一开始就因***扰商被商人批评，在一次警商冲突后，商人愤怒地说：“凡设巡警局，系取征于商民；商民之养巡警，系求以自卫；今横押横殴，是设局反而害商，养病反以害民”。[23]官府一直希望在广州建立由商人出钱、士绅控制的团练，但一直到清末都办不成，开始时是商人对出钱并不踊跃，到后来商人提出创办商团，官府又怕无法控制而不批准。士绅在城区协助官府维持治安的能力也大大减弱了。正因为如此，广州城内出现大量违背甚至对抗清朝王法的事而没有受到制止和追究。例如，清朝官吏一再出示禁止私藏藏枪械，但民间拥有武器却非常普遍。广州城有些赌馆、妓馆不仅拥有枪械，还设立了炮位。[24]广州机房工人亦好勇斗狠著称，他们当中很多人都随身带着枪械。

[25]1907年，广州近郊石牌、冼村械斗，“互相攻击，枪炮齐施”。

[26]在清末的广州城，“凡殷实商户，多有储枪自卫者”。[27]官府对对广州城区和近郊的民间武器也无力管制，其他地方就更可想而知了。


从1911年4月，革命党人在广州举行起义（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从准备到发动，经过好几个月，在广州城设立了数十处秘密机关；发动的面相当广，而计划又一再改变，据说，清朝官吏早已经得到风声；但到起义那天，130多人在离督署、巡警总局、水师行台

博泰典藏网btdcw.com包含总结汇报、计划方案、教学研究、人文社科、经管营销、高中教育、表格模板、出国留学、IT计算机、高等教育、党团工作、行业论文、旅游景点以及清末民初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