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变与清政府社会控制机制的效能 2

三、善后失策

　　长沙抢米风潮发生后，清政府的善后措施主要有三：一是赈济饥民，二是对外赔款，三是查办湖南官绅。这些举措，多为不得已而为之，导致湖南绅民普遍不满，使官绅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控制机制的基础发生动摇。

　　其一，赈济饥民，官府四处张罗，绅士并不积极配合。长沙抢米风潮之起，直接原因是米价腾贵。事变发生后，官府首先采取的应急举措，就是抑制米价。湘藩庄赓良发布告示，限定米价每升40文，设厂平粜，严禁抬价居奇与垄断图利。(57)同时，因长沙严重缺米，巡抚岑春蓂连电四川、江西、河南督抚，拟从各省购米各10万石；并致电两广总督就近酌购暹罗米若干，以资接济。(58)杨文鼎受命署理湘抚后，亦与鄂督瑞澂奏请饬度支部酌拨银50万两，并拟向汉口各银行及湖北官钱局分别息借银30万两，以济急需。清廷允准度支部议复拟由江汉关税项下提银10万两，土药统税项下提银20万两，拨付该省应用。(59)据《申报》刊载北京访函云，度支部尚书载泽与政务处王大臣，会议湘省善后办法及赈济章程，均以国库款项不足为虑，而议定由各富庶省份筹款接济。(60)清廷也发布谕旨，要求沿江各省督抚联合绅商，筹款购米平粜。(6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各级政府多有筹措，清廷甚至明确要求督抚“联合绅商”，但实际上地方绅士反应并不积极。这与湘绅自身的利益直接相关。如前所述，早在湘抚岑春蓂与鄂督商议禁运湖南谷米出口时，湘绅王先谦等也以赈济乡邦饥民的名义强烈要求禁运，看似有力地支持了岑春冀，其真实动机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年初二月间，荒象初现时，“官绅会议平粜，初欲由官筹款，交绅经办；后以公款窘迫，始议劝募绅捐，先办义粜。闻该绅王先谦首先梗议，事遂迁延”。(62)官绅之间利益冲突显见。抢米风潮发生后，湘绅首领王先谦、叶德辉“积谷满仓”，民间到处“哀鸿遍野”。(63)据说长沙豪绅囤积居奇者以叶德辉为首，仅他一家存谷就有一万多石；其次为杨巩，约有七八千石；王先谦、孔宪教等人也都有大量存粮；一般米商也存粮不少。“因官绅不睦，此推彼诿，真所谓‘道士斗法，病人吃亏’了。”(64)官绅因私利而矛盾激化，绅富囤积居奇，官府平粜赈饥之举自然难有作为。据王闿运当时日记称：“乡人请我平粜，无谷应之。”(65)王氏有否积谷待考，其如此说法显然反映了一种并不积极的心态。

　　其二，对外赔款，绅民多有不满。长沙抢米风潮波及外国领事馆及洋行、教堂，尤以英国、日本为剧，“此次湘省之变，其办理善后事宜最为棘手者，即各国教堂、商店之损失赔偿也”。(66)从晚清中外交涉成例来看，其结果确实难免赔款。事实上，事变之初，清外务部最早从英国驻华公使处得知消息，即连电湘抚，询问“该教堂被毁系何情形？教士命产有无伤损？”等问题，并要求“切实保护外人”。随后，又连电驻比公使杨枢、驻美公使张荫棠、驻俄公使萨荫图、驻日公使胡惟德等，为“西报谬称仇洋”辟谣，宣称“洋人均经保护避开无恙”，并称清廷已谕令鄂督湘抚“加意保护各国官、商、教士”。同时，还致电鄂督瑞澂，要求派员详查各国被毁教堂、房、店损失数目，以备早日妥商议结。(67)中外交涉事起，赔款在所难免。问题是赔款应该由谁来承担，是由度支部拨款，还是由肇祸之湖南官吏赔偿？

　　对此，各界议论纷纭。据说外务部会议决定：“所有应赔湘乱英、日两国之款，仍请度支部预先筹备，俟该两国查明损失确数复京后，本部再向度支部咨商拨款办法。”(68)度支部尚书载泽曾申明“此项赔款不得由部担任，应责成湘抚自行筹画”，已由枢府电饬鄂督湘抚遵照办理。在得知外务部有预备款项之说后，载泽又向枢府声明意见：“部款支绌，不暇他顾。此次赔款，若由部中担任，各省必任意废弛，有所恃而不恐。况湘乱系由该省大吏不善抚恤酿成，与部毫无干涉。且部中即使出而担认，无非责令各省摊认，不特无济于事，且贻笑外人。不若责成湘省大吏自行筹画，较为正当。政府皆韪其言。”旅奉湘人熊希龄等致电《帝国报》及各同乡京官，表示：“此次系官逼民变，如有赔款，应照上海公堂例，概令官赔。湘中元气大伤，饥馑余生，决不能再加负担，承认分文。”(69)他们还致电湖南谘议局提议，将来赔款应由巡抚岑春蓂等分别摊出；并请谘议局查照章程，据实将岑春蓂罪状控诸枢府。(70)湖南谘议局临时会议决案，提出湘省不可担任赔款之理由与事实多种，认为具体赔款办法有二：一则以为宜照光绪二十二年总理衙门奏定成案，由肇祸官吏分赔；一则以为政府勤恤民隐，必能设法筹拨，无累湘人。(71)《申报》亦以赔款应由岑抚承担为宜，而不应使国家受害。(72)尤其对于由度支部拨付赔款之说颇不以为然。其敬告度支部社论认为：湘省官吏不恤民命，激成巨变，使不责令赔偿此款，非所以昭公道也。部款本已支绌，振兴蒙藏，筹办海军，与其他行政上之事实，皆需部款接济。疆吏贻患，而以部款塞此漏卮，则兴举要政愈难，其与图强之策甚为刺谬。“以情言，以理言，以势言，以法律言，皆必当令激成其事者赔偿，不当由部拨给也。”(73)湖南绅民与民间舆论普遍反对部拨赔款，而主张由肇事祸首湘抚岑春蓂等承担。后来，署鄂督瑞澂、湘抚杨文鼎经派员切实调查，估计赔款约需一百余万两，奏请由大清银行暂借120万两，由湖南分三年本息归还。经过与英、美、法、德、日本、挪威六国交涉，共议给六国赔款银八十余万两。(74)

　　其三，查办湖南官绅，重新调整官绅关系，激化了新的官绅矛盾。清廷派鄂藩杨文鼎署理湖南巡抚，并谕令其与鄂督瑞澂查办湘案。瑞澂与杨文鼎奏参湖南肇事官绅，清廷将巡抚岑春蓂与布政使庄赓良等革职，并相应地处罚了旧绅士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这些举措均引起了湖南绅民的强烈反应。首先，清廷派杨文鼎抚湘，遭到湘绅反对。杨文鼎护理鄂督时，曾与湘抚岑春蓂反复商议湘米出口与禁运事宜，可谓与长沙抢米风潮直接相关。据说杨文鼎接替岑春蓂署理湘抚正缘有此经历。“盖此次湘省酿祸，实由米价腾贵而起。米贵缘由，实因岑抚徇杨护督乞籴之请，湘米出境过多，遂至米价骤增，酿成大祸。故特命杨署理湘抚，责以料理此事。”(75)杨文鼎受命后，湘中绅民公电鄂督瑞澂，请代奏收回成命，认为“杨文鼎与湘人毫无感情，现擢署湘抚，恐难慑服”，遭到瑞澂申斥。(76)杨文鼎赴湘履任后，有人通报湖南京官表示：“湘人对于署抚杨文鼎极不满意，现拟电请政府另简贤员，”(77)尽管如此，但结果均不了了之，杨文鼎履新如故。后来，杨文鼎终因与湘绅叶德辉、王先谦等嫌隙难弥，不得不谋求与陕西巡抚余诚格互调，而离开湖南。(78)

　　其次，对于岑春蓂与庄赓良仅受革职处分，湖南绅民颇不满意，以其“曲护”官场。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等致电军机处，有云：“湘乱由官酿成，久在洞鉴。事前湘绅屡请阻禁、备赈，有案可查。岑抚始则偏执成见，玩忽迁延；临事畏葸无能，但思卸责。巡抚为一省政权所出，贻误至此，咎何可辞？鄂督分罪士绅，为岑抚曲脱，殊失情理之平。业经奉旨，本不应冒昧渎陈。惟谘议局为代表舆论机关，事实昭然，不敢缄默。应如何请旨复查，以服人心而昭公道之处，伏乞钧裁。”(79)长沙人民因巡抚岑春蓂仅行革职，“尚未满意，颇有暗杀之谣”。(80)时论亦以清廷仅给予岑春蓂与庄赓良以开缺交部议革职的处分为“罚不当罪”，而历数岑、庄罪状，力主坚予严惩。(81)

　　至于对王先谦、叶德辉等的处分，湘绅则更为不满。鄂督瑞澂奏参湘绅“挟私酿乱”，列举王先谦、孔宪教、叶德辉、杨巩斑斑劣迹，请旨严予处罚。(82)据说在廷臣会议处理办法时，“某枢臣拟为王绅开脱，监国谕此次湘乱半由湘绅酿成，不可轻纵”。(83)结果，清廷谕令王先谦、孔宪教著照部议降五级调用，叶德辉、杨巩著即行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84)

　　对此处分，王先谦牢骚满腹，曾致书三十年故交缪荃孙极力剖白，自称“无端受累”、“代人受过”。有云：

　　湘中三月初五之变，先谦杜门未出，众绅电鄂电京，皆以贱名首列，又不审量轻重，直云请旨易人。向后函电申辨，瑞督皆置不理。劝办绅捐，并无其事，亦可风闻入告，傅致人罪。归里廿余年，未尝一与讼事，近数岁谢绝应酬，地方州县官不通拜谒，而得包揽词讼题品，此皆命宫磨蝎所致，何敢尤人。奂彬兄诸事大意，笔墨烟云，未必为先谦道其实也。岑抚交印藩司，权宜弭变，三次电奏，皆可复按，而以为他人推戴排陷，则尤在情理外矣。

　　并称瑞澂参折“全属子虚，或者有人说话，交查多在南洋”，请缪荃孙面晤南洋大臣江督张人骏时代为疏通，“将先谦居乡安静，宅心公正，推奖数语，庶几借以增重”。(85)王先谦又以“被此奇冤，情难甘忍”，遂拟呈稿，遣人上控都察院，对于瑞澂奏参各节逐条辩驳。不知何故，呈稿并未递上。随后，又有同乡京官邮传部参议胡祖荫等多人具呈都察院，为湘绅被参冤抑恳请昭雪；大学堂监督刘廷琛亦奏陈王先谦冤抑，并参劾瑞澂。皆不报。(86)而叶德辉则以其贯有的谐谑之笔，致书友人诉说冤情，有谓：

　　湘祸之奇，千古未有。事乱之际，葵园老人与辉闭门不敢出外，诸绅慌乱，以一省无主，窃名电请易抚（并未窃辉名），一概不知。孔、杨（孔乙酉同年，杨无聊人）随同乡庄心老方伯，步行解散乱民，有功不赏，乃遭此祸，犹有是非颠倒之迹。至于辉以租谷未售，而获咎被连，竟不可解。且人人皆知辉兄弟四房，租谷不能由辉主持出售；况即尽售，区区之谷，不足省城三日之粮，而必加以罪名，是殆气运所致。葵园老人与辉七八年来一意刻书，不理外事，无聊湘绅，窃名言事，年年有之，呈明窃名，当道不信，且谓不关紧要，卒有今日之事，是可哀已。

　　又云：“湘祸始末，各处朋友皆有书来讯，但以辉自租自售，被论为冤，不知与岑抚不和，及与杨巩互相党援，二者尤为不实。岑抚之所忌，固自有人，而无恶于我辈，事后辉有书抵之。因问讯者多，故以活字排印，便于示本省人，寄远方朋友，得者一览而知事之架诬，但求无愧我心，何必上书诉冤也。”(87)孔宪教也曾写有“辨诬”信，并到处散发。(88)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等当事诸绅反应强烈，四处诉冤，或并不足怪。

　　对于清廷处置肇祸官绅，湖南其他新、旧绅士则反应不一。清廷处分王先谦、孔宪教、叶德辉、杨巩四绅后，旧绅士黄自元自认湘绅分电鄂督及军机处恳请更易巡抚之电稿乃其一人拟定，“又以湘绅中惟王先谦年辈品秩较为尊崇，即用王先谦领衔，其实王先谦并未在场，发电后始行知照”。黄自元据情呈请新抚杨文鼎专折入奏，愿以一人身受其祸，并请为王先谦昭雪。(89)据《申报》报道，长沙绅学两界亦大为不服，欲为王先谦、孔宪教二人诉冤，即日遍发传单，邀集两界全体择日齐集学宫，开明伦堂会议，共谋挽救之策。(90)其实，这不过是旧绅士虚张声势而已，其传单“末行不署发起人姓名，只书阖邑士绅启。届时到者不过十余人，无一显者。说者谓非系孔氏之运动力，即平日受孔氏之保护者，并非全体认可可知也”。(91)至于新绅士，旅奉湘人熊希龄等则以鄂督湘抚参办酿乱各官绅，足彰公道，特意致电道谢：“湘省酿祸官绅，蒙帅为民除害，纠参惩处，奉旨俞允，福我桑梓，如同再造，远方逖听，感戴莫名，谨电谢。”(92)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新绅士代表的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等，亦致电军机处，谓鄂督分罪士绅，为岑抚曲脱，请旨再行查办，遭到清廷谕旨严词申饬。有谓：“谘议局权限载在章程，不容逾越，乃于朝廷处分官绅、督臣查办奏案，亦欲藉端干预，希图翻异，措词谬妄，殊属不安本分。著传旨严行申饬，并著该署抚随时查察。该局议长谭延闿等，如借谘议局之名，于不应与闻之地方公事，藉词抗阻，即著从严参撤。”(93)据《申报》披露，清廷由军机处发廷寄命湘抚严词申饬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等，实事出有因，乃署湘抚杨文鼎参劾所致。“此事因署湘抚杨文鼎，日前有电到政务处，谓湘省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干预地方公事，侵夺官权等语，故廷寄即为此而发。”(94)熊希龄也对谭延闿等公电枢府请旨复查之举，表示不胜诧异和不可理解，建议应与官府合作，重建社会秩序。有云：“谘议局对于目前行政长官，应以和平公诚为宗旨，官与绅均须同心同德，以调剂于无形，而后可恢复从前之秩序。”(95)随后，谭延闿等再次致电军机处辩争，声明并非为诸绅诉冤，而是为了维护谘议局代表民意的权限。有谓：

　　谘议局为代表舆论机关，举凡乡曲公评，不得不据情上达，以符其代表舆论之本旨。前次湘省乱事，经鄂督奏奉谕旨，请将王、孔、叶、杨诸绅分别参处一案，一时舆论哗然，大有共抱不平之意。谘议局见此情形，遂即据情电请军机处代奏复查，以安人心而彰公道，并非为诸绅诉冤。乃奉传旨申伤，谓为逾越章程。伏思中国自预备立宪以来，屡奉明诏，及读馆章，均有“庶政公诸舆论”等语。夫所谓庶政，自系指凡百政事而言；所谓舆论，自系指人民公论而言。不识其中有何限制，何者始可公诸舆论，何者始可由谘议局代表。想系另有新章，已将庶政、舆论字样修改。应请即以新章寄示，庶此后有所遵循，不致再行逾越，并免劳诸大老之传旨申饬，各督抚之随时查察，从严参撤。(96)

　　谭延闿等从预备立宪口号“庶政公诸舆论”的角度立论，表明新绅士已经超越了意在辅佐官治的传统绅权，而旨在追求更高层次的近代民主宪政权力。

　　严惩长沙抢米风潮中肇事的旧绅士，是清政府有意抑制湖南绅权的举措。据时人观察：“此次瑞制军查办，有意借此摧抑绅权也。”(97)湖南自湘军兴起后，绅权益盛。“湘省自咸同军兴以来，地方官筹办各事，藉绅力以为辅助。始则官与绅固能和衷共济，继则官于绅遂多遇事优容，驯至积习成弊，绅亦忘其分际，动辄挟持。民间熟视官绅之间，如此侵越，亦遂借端聚众，肆其要求。于是哄堂围署，时有所闻，而礼法乃荡然无存矣。”(98)清廷此举严重挫伤了湘绅的势力，旧绅士首领王先谦、叶德辉对官府怨恨尤深，官绅关系从而破裂，传统社会控制机制的基础发生动摇。有人认为，长沙抢米风潮的结果是官、绅、民三输。(99)其实，最大的输家是清政府。

　　四、余论：利益纠葛与机制失灵及其后果

　　长沙抢米风潮是清末典型的民变事件。通过具体剖析这一个案中清政府的各种应对策略与举措，以及官、绅、民等各阶层相应的反应，可为进一步观察清末社会控制机制的效能及其对清王朝命运的影响提供新的视角。从表面上看，清政府可以迅速镇压长沙抢米风潮等各类民变事件，但这并不能掩盖清王朝统治中潜存的权力与利益之间结构性裂变的深刻危机。民变事件集中反映了各种利益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官绅与民众的矛盾、绅民与列强的矛盾、绅土与官府的矛盾以及新、旧绅士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在长沙抢米风潮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间官绅矛盾的激化与官绅关系的破裂，严重动摇了传统社会控制机制的基础，对清王朝命运的影响是致命的。

　　长沙饥民暴动和普通民众参与抢米风潮的原因，也与官场***和列强殖民侵略直接相关。据《申报》报道称：

　　此次暴动，早有朕兆。当地米粮缺乏，而官场仍出口不绝，故民人咸不满意。此外尚有一细故，则为现筑之英领事署，系由英国工程局官员督造（因本地工人手艺不佳故），由外境雇工来此，而长沙水木工人咸积愤不平，乃借此以排外。近有良善之学生，先数日曾警告外人谓：不日将有攻击外国殖民地之举。此可见祸机蕴蓄亦非一日也。(100)

　　又据湘抚岑春蓂奏称

　　湘省近年建造洋式学堂房屋，本地泥木两匠既不谙做法，又必欲把持归该匠承包。上年因鄂匠包有教堂工程，本地匠人曾起冲突，当饬鄂匠赶紧完工，即行离湘，始就平静。故建造谘议局屋，仍令湘匠包工，在沪、汉另招他匠数人教授，以期合度。近因英国领事拟建新署，湘匠坚欲承包，英领绘图给阅，该匠等不能了然，是以在沪雇广匠包建，仍间用湘人，并许湘匠入看学习。该匠等不遂所欲，曾据具禀，当经明晰批示开导，饬地方官责令各匠头约束众工，不准滋生事端。现查扰乱之徒，多有泥木两项匠人在内。(101)

　　长沙泥木工人之参与抢米风潮，及该风潮波及外国教堂、洋行与领事馆，固不为无因。显然，一般民众之所以铤而走险，乃由于自己的生存压力所迫。

　　至于绅士阶层的卷入，则另当别论，且新、旧绅士也不可同日而语。有人认为，清末新政给予了传统绅士权力扩张的制度性基础，使绅士能够合法地占有基层社会的公共权力与资源，因而使权绅得以体制化，并构成清末民变的制度性根源。(102)其实未必尽然，应区别看待绅士阶层内部的不同派别。就新绅士而言，新政固然有对绅权利益的加强；但对旧绅士来说，新政也有损害其既得利益之处。新、旧绅士阶层在民变中扮演的角色，自然与其权力和利益得失问题密切相关。这正是各种矛盾纠葛的关键所在。

　　湖南旧绅士代表是向来反对维新、新政与立宪的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他们不但在米谷禁运问题上与以湘抚岑春蓂为代表的官府直接发生矛盾，而且，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新政的举措，也相应地损害了这些旧绅士的既得利益。因而，他们便借机不择手段地反对新政。据《东方杂志》记载：事变之初，孔宪教借饥民势众要挟岑抚六事：“一、停修铁路；二、停办学堂；三、撤警察，复保甲（警察素不利于游民，为此言者迎合其意也——原注）；四、平粜；五、开皇仓；六、撤常备军。”并与杨巩煽动泥木工匠纵火焚烧府中学堂等处。“孔、杨之必欲演成此剧者，其宗旨在反对新政耳。”(103)这样，在长沙抢米风潮中，官府不但不能依靠这些旧绅士控制民众，旧绅士反而在此民变事件中利用民众势力，暗中起哄，推波助澜。后来，清廷以其“挟私酿乱”，严惩了旧绅士代表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杨巩。经此事变，旧绅士首领王先谦、叶德辉逐渐疏离官府。王先谦颇感失意，遂闭门谢客。据叶德辉称：“葵老心绪不佳，晚景尤多拂意。去岁遭噬之后，闭门谢客，不见一人，即辉与孔静皆同年，乃从前三数日一见者，近亦必间月一见，或两月不见。”(104)辛亥前后，王先谦避居平江乡间。“自平江归来，匿迹凉塘，两年之内不到省门（即到亦不见一客），幸免意外。”时已民国，王氏仍匿居长沙郊区，真自称回念庚戌谪官，“至今思之犹有余恨”。(105)叶德辉甚至欲脱离湘籍，而返归江苏原籍。其致书缪荃孙有云：“辉有求商于公者，湘省除葵园读书外，实无可与言者。久欲请归原籍，不知有无成案可查……此事有何办法，目前是否可行？事出之后，已电湖南京官，言辉乃半吴半楚之人，不足为湘省之玷，请其不必公呈，同诸绅一例申办，盖回籍之志久决矣。遭此飞祸，固有公论，然恐以后湘省有事再牵及之。异日扁舟往来吴楚间，何等逍遥自在乎！”(106)王、叶自此以刻书自娱，而不与政事。

　　湖南新绅士代表是倾向立宪的原维新志士、旅奉湖南同乡会会长熊希龄和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与商务总会总理龙璋。对于新绅士代表谘议局议员在此民变事件中的表现，有人认为：“事变发生，议员满堂，噤若寒蝉，无一仗义执言之人。”(107)其实不然。事实上，湖南谘议局曾为此特开临时会，筹商应对之策。议长谭延闿等则始终是事变中的活跃人物，其言辞激烈，甚至不惜与政府对抗。(10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旧绅士对新政多有不满的心态不同，新绅土则对宪政期望甚高。谭延闿等敢于拿起预备立宪的口号“庶政公诸舆论”与清政府论争，充分表明其对近代民主宪政权力追求的理想。长沙抢米风潮兴起之时，正是立宪派发动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之际。然而，三次国会大请愿均以失败而告终。本来，清廷预备立宪，曾经一度为清政府与立宪派的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但是，当清政府不能满足立宪派的要求时，当立宪派逐渐对清政府的立宪诚意失去信心时，事情走向了反面；在清政府无可救药的时候，立宪派终于弃清廷而投向革命的行列。清廷拒绝立宪派请愿开国会的要求，而推出“皇族内阁”，是亲贵揽权的结果，“足令全国谘议局之议员人人丧气而绝望。谘议局议员绝望之日，即清廷基础动摇之时，至是内外人心皆去”。(109)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表明，“每一个未被吸收到政治体系中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挫败一个集团的要求并拒不给它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有可能迫使它变成革命的集团”。(110)清政府没有笼络住具有强烈参政欲望的立宪派，而使立宪派转向了革命。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在革命后摇身一变成为民国都督，是颇有反讽意味的。

　　可见，清政府在长沙抢米风潮这一民变事件中既得罪了旧绅士，而后又无法满足新绅士（立宪派）的要求——谘议局议长谭延闿等因预备立宪进程缓慢而对清政府产生失望情绪。通常情况下，清政府社会控制机制的正常运转需要依靠绅士的辅佐，绅士充当了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调停人的角色。当然，这种“调停”是有前提条件的，“只有在不损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士绅才会考虑社区的共同利益，并在州县官和地方百姓之间进行调停”。(111)然而，当绅士本身的利益得不到满足甚至受到损害时，绅士阶层就可能与官府发生直接冲突和对抗。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矛盾是一个典型例证。清政府用行政手段严惩肇事绅士，强行压制绅权，使官绅关系产生裂痕，传统社会控制机制运转失灵，从而根本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武昌首义后，湖南迅速宣布独立，成为第一个响应起义的省份，从其社会政治结构的内在演变来看，可谓渊源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