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毛奇时代（大战时代）：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一战时期）——西克特及其继任者（魏玛时期）——哈尔德及其继任者（二战时期）9

在“施利芬计划”出台9年之后，随着一个19岁的塞尔维亚年轻人普林西普手中的枪响，欧洲上空密布的乌云倾刻变成了雷鸣电闪，自伟大的征服者拿破仑退出历史舞台几乎整一个世纪之后，欧洲又开始陷入了大混战，从此至20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在两场大战中转型，老霸主让位于新霸主，旧秩序让位于新秩序。德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而受人关注，总参谋部又无疑成为这个核心中核心，虽然在新世纪中战争的各种成分都变得与上一个世纪完全不同，但毛奇的主要军事思想和由他创立或完善的总参谋部各项制度基本上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并继续影响着新一代军官团成员，这也是笔者将这一时期称为“后毛奇时代”的一个原因。

● 总参谋部的拍档

如果说威廉二世在1906年的元旦任命小毛奇担任总参谋长而丝毫没有顾及到他那个伟大的叔叔的话，鬼都不会相信（[注9]），但问题是，小毛奇在他叔叔炫目光环的笼罩下是否真的胜任这一至关重要的职务？来自后世的指责并非完全针对他修改了“施利芬计划”使得新的方案变得不伦不类 ——毕竟这是9年前的计划，新的形势肯定有很大的不同——而是在战争中的表现有失于一个统帅人物所应有的沉着冷静和敏感性，马恩河失利之后的一段时日里小毛奇完全处于萎靡的精神状态中，直至被废黜回家养病。继任者是当时的战争部长法尔肯海恩（von Falkenhayn），自沙恩霍斯特提议建立战争部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战争部和总参谋部“合并”，陆军总司令同时兼任总参谋长，不过这个双重身份只短暂地持续到次年。法尔肯海恩和小毛奇又正好相反，完全迷信于“施利芬计划”，忠实执行且不打折扣，甚至是在西线僵持，东线略有起色的状况下仍坚持“必须首先在西线取得胜利”，而且还是继续采用迂回对方侧翼的方式，哪知道协约国总参谋部的人也持同样想法，结果形成了战线不断横向增长的壮观景象，后来斐迪南 ·福煦元帅（Ferdinand Foch）所使用的“奔向大海”（Race to the Sea）一语从此出名，这时候小毛奇似乎又回光返照站出来提议将主攻方向转向东线，但包括威廉二世和总参谋长在内的首脑已不在乎一个被打入冷宫的老人无力的声音，除了不久前刚刚经历了“坦能堡大捷”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

※ [注9]：还有学者认为是因为裙带关系，小毛奇是皇帝的“圈内人”的缘故。

1916 年8月，随着凡尔登的僵局和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等诸多坏消息的传来，总参谋部走到了它最倒霉的时刻，就好像是自毛奇以来一下子突然变得平庸了，威廉二世再次祭出换帅大法，让法尔肯海恩下课，新的总参谋长是在东线给德国人带来过兴奋的保罗·冯·兴登堡元帅（von Hindenburg），同时还任命了一位“第二总参谋长”（[注10]），即埃里希·鲁登道夫中将（Ludendorff）。自两年前刚出现过战争部长兼任总参谋长的罕见特例以后，总参谋部又出现了两人同时分担总参谋长权利的奇特现象。两人都有丰富的总参谋部工作经验，兴登堡前面讲过曾经和施利芬是同事，在军界资历深厚，1911年已经退休，为了应付开战初期东线的紧张局面又重新出山；而鲁登道夫虽然战争爆发时还在第85步兵旅当旅长，军衔仅仅是上校，但也有8年供职于总参谋部，并于1908至1912年间任第2处处长，是一个一流的战术专家。最重要的是，两人在东线作战的磨合中已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堪称总参谋部的“黄金搭档”。在德国历史上类似的搭档也有像布吕歇尔和格奈斯瑙，另外俾斯麦和毛奇也勉强可算一对吧。新任“黄金搭档”中，实际主持工作的还是鲁登道夫，他首先对总参谋部进行了人事变动，启用了韦策尔（Wetzell，战后担任过部队局局长）、霍夫曼（Hoffman，坦能堡会战的实际策划者）、格罗纳（Groener，鲁登道夫的继任）、施蒂普纳格尔（Stuelpnagel，后任第一军需总监，1944年因参与“7.20”事件被处决）等一批有能力的参谋军官，同时又改组和增设了多个下属机构，包括对刚不久才组建的航空兵部队进行管理部门，甚至还有一个“影像局”来管理全德电影事业。在鲁登道夫的铁腕下，战时的总参谋部变成了一个分支林立的庞大机构，其直接后果是对国家生活的全面渗透和干预，将政治、经济纳入到战时轨道——德国成了一个军人专政的国家，“总体战”时代到来了。

※ [注10]：后经鲁登道夫请求仍称为“第一军需总监”。

与克劳塞维茨正好相反，鲁登道夫认为“战争多样性时代已经结束”，“全部政治都应服务于战争”（[1]，第8章）。他在《总体战》一书中鼓吹：“在当前的战争中，哪些属陆海军的范围，哪些属人民的范围，已难以区分。军队和人民已融为一体。……在宽大战场和海域与敌军作战的同时，也需对敌国人民的精神和肉体施以攻击，以达瓦解其精神，瘫痪其生命的目的。……今天的所谓战场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已经扩展到了作战国的全部领域。……因此说，总体战不仅是针对军队的，也是直接针对人民的。”不过考虑到该书成书时间（1935年出版）和鲁登道夫在早期纳粹运动中的卖力表现，笔者感觉这本书还是政治宣传意义大于理论意义。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1917年总参谋部成立了常设集团军群司令部，一个比集团军编制更大的战略级作战单位由此在德国正式产生。在战局的策划上，第二帝国最后一任总参谋部虽然谈不上什么成功，但勉强还算比较尽力。俄国的退出让3年来的两线重负终于得以摆脱，总参谋部为松了口气，但那条“奔向大海”形成的僵持西线在3年来几乎就没挪过窝，最大一次运动居然是德国主动撤至“兴登堡防线”（Hindenburg Line，[注11]），至多不超过50公里（这次撤退也是鲁登道夫实施的），德军在这条防线上成功顶住了英法在1917年春夏之交的庞大攻势，接下来是连鲁登道夫自己都有些引以为傲的1918年春季在亚眠突出部拉开了所谓“大会战”行动的序幕——这次“亚眠会战”（[注12]）导致英国的第5集团军几乎全部被歼，4天之内将战线向西推进了20多公里（为马恩河以来之最），此战之后协约国才被迫成立联合司令部，直到1918年7 月，德军贯彻总参谋部“不是一次会战，而是一系列会战”的思路（[1]，第8章，鲁登道夫语），连续发起了五次大规模攻势，但已力不从心，几次攻势形成的战线突出部最后又一点一点被夺了回去。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终于走到了尽头，当总参谋部的人战后还在YY“施利芬计划”的时候，他们应该自省的是，德国不是败在“背后捅了一刀” （[1]，第8章，鲁登道夫语）的“十一月罪人”手里，而是败在他们自己手里。

※ [注11]：又称“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德语“Siegfriedstellung”，有别于二战时期的德国西部边境那条同名防线。

※ [注12]：其实应该叫“第二次索姆河会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当年8月的另一次更加著名的“亚眠会战”中德军遭到惨败，直接决定了西线的结局。

走精兵之路

战后的德国可谓是一片混乱，虽然本土还算完整（停战时战线仍在德国本土之外，不像二战时本土也被炸成一片焦土，战后还人家被分区托管），但皇帝逃跑，政府垮台，军队还时不时学着俄国的样子闹革命，格罗纳中将从鲁登道夫手里接下了这么一个烂摊子。魏玛时期，由于《凡尔赛和约》的制裁，虽然德国被允许保留一支数量极为有限的国防军（[注13]，[注14]），但包括总参谋部在内的一批高层机关被迫解散，兴登堡第二次从部队退役。4年时间的战争，德国陆军的精锐损失殆尽，而且由于鲁登道夫的参谋机构改组和扩编计划，参谋人员的素质也比毛奇时代大大下降，在战胜国看来，桀骜不驯的德国已被束缚住，想要再次崛起恐怕没那么容易。军官团中的老同志们对这种情况黯淡的前景忧心忡忡，其中有一位一只眼睛夹着单镜片的老人，敏锐地看到了这十万陆军就是未来德国军队得以复苏的种子，而对于总参谋部，“如果能保住其精髓而不是形式”，那就有希望重新成为军队的领导，他给兴登堡写信说愿意承担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

※ [注13]：《和约》规定新的德国军事力量总规模不得超过11.5万人，其中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而1913年3月计划中的“临时国防军”（德语“Vorläufige Reichswehr”）是40万人，这还不包括后备军。

这位老人就是战时活跃于多个战区（西线的马恩河、东线的加利西亚、近东的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并履有建树的汉斯·冯·西克特少将（Hans von Seeckt）。上世纪20年代的德国国内还是一种鱼龙混杂的局面，各种政治力量都在跃跃欲试，从左翼的***到右翼的保皇派，当然这里面还有希特勒发家的德国工人党，每个野心家都想要拉拢陆军这支决定性力量，暴动、兵变时有耳闻，而西克特不为所动，他知道任何军队内部的分裂都将导致他的“十万精锐国防军”理想的破灭。为将总参谋部的骨干保留下来，这里他钻了《和约》第16条的一个空子，虽然“总参谋部”被明令禁止，但说的是最高层的“大总参谋部”，前面我们说了，那部队还有自己的“总参谋部”呐，这些部门总要一个机关来管理吧？就这样，为了处理日常军队事务，一个叫做“部队局”（Troop Office，德语“Truppenamt”）的新单位挂牌成立了，还有一个平行的单位叫做“陆军局”，两者都是新国防部的直属单位，其实这两个单位行使的权力就相当于从前的总参谋部和战争部，只不过换一个名字忽悠西方的敌视者罢了。另外由于《和约》规定德国的国防部长只能是文职人员，西克特希望设立的 “部队最高首脑”一职无法实现了，但一个外行怎么能顺利地工作呢？于是给他配一个“统帅部长官”（德语“Chef der Heersesleitung”）作为军事顾问，名义上还在部队局之上，先把这个位置占住，然后慢慢获得对军队的实权，譬如国防部长不听话，军事顾问就可以耍无赖以辞职相威胁，这样军队实际还是操纵在军官团手中。1920年3月末，在一场混乱的“卡普政变”闹剧后，原统帅部长官莱茵哈特将军辞职，西克特接任了这一职务，部队局局长由第1处处长威廉·海耶少将（Heye）担任。部队局下设4个处：第1处相当于原来的第2处，分管作战；第2处和第4处分管组训；第3处作为外军研究部门，但为了掩人耳目对外称为“陆军统计处”；各处内部又分为若干小组。西克特在他的参谋机构中网罗了一批人才，他们当中有的成为日后纳粹德国的高级指挥官，包括未来的战争部长布伦堡（von Blomberg），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von Brauchitsch），陆军元帅伦斯德（von Rundstedt）、博克（von Bock）和莱布（von Leeb），以及空军元帅凯塞林（Kesselring）。由于《和约》禁止军事学院招生，同时过分延长了军人的服役年限（士兵和士官12年，军官25 年），相当于变相禁止了德国人的军事教育和人才培养，军队不可能沿用沙恩霍斯特时代用来忽悠拿破仑的“轮训制”了，但部队局在内部开了个“长官助理培训班”来培训中高级参谋军官，使得人才不至于断流。有远见的西克特还在部队推行“三轨制”：一个师除了师长外，它的炮兵指挥官和参谋长都担负了代理军事主官的重任，如果军队以后扩编，就很容易重建新的部队指挥机关，后来1933年希特勒上台果然开始了扩军行动。我们知道二战中苏联就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在战争初期受极大损失的情况下仍能组建新的部队，不知道是不是从中受到过启发。

不知是命运的嘲弄还是德国军官团顽强生命力使然，《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对德国军队和总参谋部的压制竟然催化出一支精英部队，西克特深知，他手中的这支国防军虽然规模很小，但每个人都是种子和灵魂，所以必由之路就是 “精兵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被后人认为是“国防军之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1926年退役时，西克特谢绝了本来要授予他的元帅军衔，转而投身政治活动，1933年中德合作期间他来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资深军事顾问，策划了1933至1934年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并大获成功，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