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前的总参谋部8

1890 年俾斯麦被威廉二世逼下台，德国逐渐放弃了俾斯麦曾经处心积虑经营的目的旨在维持欧洲均势的“大陆政策”，重新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此时的德国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期：在以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正是欧洲的领导者，实现了经济上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政治上容克集团的保守立场有所软化，与新兴的资产阶级融合成为支配国家生活的幕后力量。德国在新皇帝威廉二世的统治下进入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而总参谋部也随着毛奇的退役结束了长达 31年的“毛奇时代”，他的继任者，瓦德西和施利芬将如何应对新的欧洲战争形势呢？

一提到瓦德西这个名字，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那个八国联军总司令，看过点野史的可能还知道和清末名妓赛金花之间的八卦，莫非……难道……没错，说的就是此人，乃是上承毛奇，下接施利芬的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伯爵（Count von Waldersee）。1882年，年迈的毛奇感到自己已难以主持总参谋部的繁重工作，于是委任他所欣赏的瓦德西担任军需总监（前面说了，相当于副总参谋长），精明而有手腕的瓦德西被总参谋部圈子中被私下称为“狐狸”，而这只“狐狸”显然没有辜负毛奇的期望，正是他的四处活动在1883年为总参谋部争取到了对皇帝的“直面陈述权”。1888年8月10日，毛奇辞去总参谋长一职，瓦德西正式接任，他在毛奇的基础上又对总参谋部进行了一次改组，将各处的职能进行合并由一位军需总监负责，如原第2处和铁道处合并为“进军处”，有第一军需总监负责，全权负责动员计划制定和实施，原第1处和第3处由第三军需总监负责，制定东西两线的作战计划，而战史和测绘部门仍直属于总参谋长（[1]，第5章）。面对两线作战的局面，瓦德西倾向于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反对俾斯麦的欧洲均势策略，因为德国是“无险可守”的。参考资料[1]对于瓦德西的评价是相当负面的，认为这位总参谋长整个在任期间都热衷于玩弄政治手腕和宫廷权术，但却弄巧成拙，最终为威廉二世所反感而被抛弃。1900年，北京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清兵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von Ketteler），瓦德西在辞职的9年以后晋升为元帅且被委以“远征军总司令”的头衔参加联军对北京的军事行动，然而他这个“八国联军总司令”还没来得及从欧洲动身，北京就基本被攻陷了，这也是这位失意的伯爵元帅以一个不太光彩的身份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舆论之下。

瓦德西的下一任是他的副手，第一军需总监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中将（Count von Schlieffen），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从毛奇到施利芬，三任总参谋长都有伯爵爵位，最终都获得最高的元帅军衔。施利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待人严苛甚至刻薄，1884年在毛奇的总参谋部担任战史处处长，他的同事中有借坦能堡一战成名的战时总参谋长和后来成为的魏玛共和国总统的兴登堡上尉。和毛奇一样，施利芬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特别关注技术的发展，关心部队的后勤与补给状况，为此他还建议举行大规模“军需部旅行训练”的演习，所谓“旅行训练”是从军需总监部时期就已有的一项定期例行的行军活动，米夫林任总参谋长期间对这项活动就特别重视。施利芬对总参谋部日常工作的改进也是建立在毛奇和瓦德西的基础之上，除了设置四名军需长分管各处业务之外，另单独任命一名军需总监作为总参谋长的全职副手，第2处和铁道处仍然是最主要的部门，由第一军需总监管辖，此外专门设置了相关部门对法国和俄国的要塞体系进行研究。

毫无疑问，作为总参谋长的施利芬给后人留下的最有价值遗产的还是他那个惊人的西线攻势作战方案，这个冠以施利芬本人的名字而著称的大胆计划（Schlieffen Plan）几十年来被战史界反复研究和讨论，有人赞叹，也有人批评，甚至有人将它与坎尼和鲁岑两次教科书式的运动战战例相提并论，多年后曼施坦因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谈到直至二战时陆军对这个方案的着迷，而施利芬本人似乎更倾向于一个“坎尼式合围”，他晚年还就坎尼会战写过一篇论文，但有一点是无疑的，施利芬在他的作战方案中沿用了格奈斯瑙和克劳塞维茨以来的大歼灭战思想：通过少数几次，最好是一次会战赢得决定性胜利。由于两线作战是一种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但内线作战并非没有取胜的机会，关键在于能够首先快速地解决一条战线取得与对手的和约再掉转头专心对付另一方，历史上有多个战例，如1619年辽东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5天之内歼灭四路明军；20世纪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的红军对***军的反围剿作战；还有下面1914年夏天的坦能堡会战都是如此。而多年以来总参谋部就的哪一线率先展开行动而举棋不定，毛奇和瓦德西都倾向于首先解决东线，因为“蒸汽压路机”（Steamroller）俄国“是个较迟钝的对手”（[1]，第6章），但施利芬却主张首先在西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乍看上去这也符合德国以往“西攻东守”大战略的一贯传统。然后是选择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在这个问题上，自从1870年以后若干不同历史时期，总参谋部似乎达成了不可思议的“默契”：都选择了从阿登森林地区取道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当然，这也许是总参谋部的唯一选择，关于这话题，笔者也准备有空写一点相关材料）。相对于后来的“曼施坦因计划”，“施利芬计划”更为大胆，毕竟当时还没有装甲部队的概念，主要靠右翼步兵实施深远的机动迂回，这需要庞大的兵力来保证这个以梅斯为中心的“巨大的旋转门”的“镰刀式”合围。这个计划其实“不是属于‘坎尼’式的，而是属于‘鲁岑’式的”（[7]，第3卷第5章），即以一翼的运动而不是两翼的运动达成合围，为此，担任右翼主攻部队的力量要远高于左翼的佯攻部队，在1905年计划出笼的时候右翼和左翼的兵力对比为100:15（接近 7:1），尔后还要从左翼抽调兵力加强右翼使这一比例提高到100:9（[7]，第3卷第5章）。施利芬没有机会看到他的计划实施的那一天，由于小毛奇对计划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改，导致德军的运动战的破产，后人也就对“施利芬计划”的真实可行性产生了怀疑：这个方案真的能在“六周之内”结束西线的战争吗？

1913年1月4日，施利芬伯爵元帅在柏林去世，他临终前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要确保你们右翼的强大”（"Macht mir den rechten Flügel stark!"），这个天才计划的制定者大约不会料到一年半之后竟然会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