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时代（第二帝国时代）：老毛奇——瓦德西——施利芬7

单从时间上来看，老毛奇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所取得的两次主要战绩，即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如果再算上1864年和奥地利联手对付他曾经效劳过的丹麦的话就是三大战绩了），都是在第二帝国正式成立之前取得的，但笔者将这一时期归入第二帝国时代，是因为毛奇作为总参谋部历史上的中兴人物所产生的作用影响到以后若干时期的德国军官团高层的决策和指挥思维，随着以毛奇为代表的新一代军官团登上历史舞台，总参谋部开始迎来它从沙恩霍斯特以来的全盛时期，而德国也依靠俾斯麦那卓越的政治才华和外交智慧重新跻身于欧洲一流强国的水准。

● 总参谋部的“第二次改革”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直至毛奇之前，总参谋部的身份仍然只是一个幕僚机构而不是全军的指挥机构，原因在于首脑和最高统帅（国王）对总参谋部的不信任以及旧军官团高层的保守思想，但是欧洲形势在变化，国际形势也在变化，各大国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得到发展：征兵制的实行使得战争中人数的规模急剧膨胀（[注7]），军工技术的进步使得武器装备更精密更具有杀伤力，交通的发展使得作战地域大大扩展，通讯领域的新发明使得指挥作战的空间和时间一下子缩短到以分秒计算。所有这些新局面都暗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未来的大规模战争必须要有一个同时具有指挥和管理职能的中央实权机构，而这个机构，不用说，当仁不让的就应该是总参谋部。

※ [注7]：在威廉一世的陆军改组计划中，准备建立一支37.1万人的常备军，一支12.6万人的后备军，另有16.3万人组成的国民军（德语 “Landwehr”）（[7]，第3卷大事记3），其总规模是耶拿会战时的2.8倍，是莱比锡会战时的7倍，是滑铁卢会战时的4.6倍，要注意到这还只是和平时期的数量。

1857年10月19日，在前侍官长曼托菲尔少将的推荐下，在总参谋部工作的赫尔姆特·冯·毛奇少将接任前不久去世的莱赫尔上将的职务，出任代理总参谋长，次年9月18日，被正式任命为总参谋长。当时的局面是，总参谋部在与曼托菲尔为首的军事内阁的权力斗争中处于绝对下风，但毛奇没有继续沙恩霍斯特以来所提倡的“做政治军官”的传统努力与军事内阁争权，而是走军事专家路线，以总参谋部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去赢得普鲁士最高权力核心的肯定。毛奇重新对总参谋部的组织机构进行改组，以前的“师”重新改称为“处”：第1处负责东欧、奥地利和瑞典事务；第2处负责德国本土和南方的瑞士、意大利事务；第3处负责西欧事务。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单独成立了“铁道处”（1869年改为第4处，与原有的3个处平级）。铁路运输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最具影响力的成果之一，在军事领域，意味着在同样动员能力的情况下部队集结和行进的时间大大缩短，这对于普鲁士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下（普鲁士时期是三线，别忘了南线的奥地利），高效的机动性反而有可能将地处中欧腹地的劣势转化为内线作战的优势，为此，普鲁士境内广泛修筑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到1860年已铺设了总长度超过5500公里的铁路线。毛奇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新局面给未来战争带来的将是什么，他的铁道处专门负责动员计划中对部队集结地点和开进路线的拟定，并且还进行实兵动员演习：在1846年创造了使用铁路运输部队的先例，普鲁士的一个军约1.2万人包括全部辎重通过铁路线运往克拉科夫（Krakow）（[4]，第5章）。在普奥战争中普方有5条铁路干线用于运输部队和辎重（[4]，第7章），而奥方仅有1 条，在普法战争中，虽然法军先发制人，但普军早有准备，利用莱茵地区的铁路网将部队迅速部署于边境要塞，而法军却“受了铁路交通的限制”，“必须把兵力集中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的附近”从而“被孚日山地所隔开”（[7]，第3卷第3章）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多项发明都应用到了军事领域，但并非所有人都表现得如此敏感，看过经典法国老片《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的朋友大概会记得，当从美国远道而来的富尔顿把他的各种发明的模型——包括蒸汽动力船、潜艇、水雷——拿到拿破仑面前的秀的时候，后者所表现出来的鄙夷表情，不知道后来特拉法尔加（The Sea Battle of Trafalgar）的惨败是否让法兰西皇帝有那么一点点懊悔呢？对技术的重视，也是毛奇的一个特点，并表现在他的“军事专家”理念里，比如在对待后膛式步枪和火炮的态度上。jungleford还是喜欢拿电影来打比方，在一些反映18至19世纪西方战争的影片里，比如美国内战题材巨片《盖茨堡战役》（Gettysburg），我们看到那时的士兵都是站成一排放枪，放完枪了还要用一根铁棍似的东东往枪管里捅捅，结果好多人就在这个当儿被对方打死了， jungleford一直纳闷他们这是在干吗，后来才知道那是前装药步枪。前装枪和后装枪的差距有这么大？有。两个最大的好处是，射速的显著提高和可以进行卧射，想想也是，枪管那么长，要趴着还不得打完一枪把枪口掉转过来冲自己脸往里面填弹啊，要是万一这时候走火那就◎＃￥％※§，而卧射的出现不但大大降低了战时伤亡率，也使得单兵战术水平得到一次巨大改观。1840年，普鲁士人德莱塞（Dreyse）发明了撞针式弹药引爆方法，从而实现了后膛枪最关键的一步；1841年，普鲁士军队开始部分配发这种新式武器；到毛奇出任代理总参谋长的前一年，普鲁士军队已经全面换装后膛枪。在总参谋部引以为傲的柯尼希格雷茨会战（The Battle of Koniggratz，又称“萨多瓦会战”）中，后膛枪的威力得到体现，而它的对手奥地利军队普遍使用的仍然是老式的洛仑茨前装式步枪。

1864 年对丹麦战争的胜利令总参谋部名声大噪，其实总参谋部在两年以前就开始了作战方案的拟定工作，而此前自滑铁卢会战以来，普鲁士军队一直没有参加过大的军事行动，欧洲并没有机会看到普鲁士军事改革的成果和功效。这次战争的胜利让毛奇看到了时辰的到来，这一年毛奇晋升为陆军中将，但他已经64岁了。次年总参谋部的老对头军事内阁的头头曼托菲尔被撤职，新任首脑特雷斯科夫是一位温和派的军官，毛奇也提出辞呈，在战争部长冯·隆（von Roon）的劝说下，毛奇得以留任。1866年6月2日，威廉一世在特雷斯科夫的建议下颁布了一道内阁令，明确规定了总参谋长与战争部长是平级关系（以前战争部长是总参谋长的上级）并且在战时具有全权指挥权，总参谋长与战争部长下达的指令具有同等效力（[1]，第4章）。这样，自从沙恩霍斯特以来，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多年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总参谋部，作为作战计划的制订者，同时也成为战争的最高指挥者！这次变化可以称之为“总参谋部的第二次改革”，此后直至纳粹掌权之前，在普鲁士和德国军队各级指挥部形成了一个和总参谋部类似传统：参谋长和指挥官下达的命令具有同等效力，参谋军官成为了军官团中的宠儿。一周以后，毛奇晋升为陆军步兵上将，又过了一周，普奥战争爆发，七周之内奥地利被彻底击溃，使得这场第一次由总参谋部指挥的大仗被冠以“七周战争”的美名。后来总参谋部的权力又进一步扩大，1883年5月20日颁布的内阁令授予总参谋长“直面皇帝”（[注8]）的权利，既有每周一次的例行汇报，也可以随时直接向皇帝汇报（[1]，第4章），至此，德国总参谋部发展到了它成立以来的巅峰时期，“总参谋长毛奇实在比总司令，国王本人，还更为重要” （[7]，第3卷第3章）。

※ [注8]：1871年普法战争获得胜利，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登基为德国皇帝。这次“直面陈述权”的获得，主要归功于时任军需总监的瓦德西，见下文介绍。

毛奇时期的总参谋部工作上有几个特点：一是继承了格奈斯瑙时期的“概略命令”方法，指导但不约束部队指挥官的具体行事，“只把他的军团送到起点上，然后就不再管它们，听任它们去各自为战”（[7]，第3卷第3章）；二是以精确计算的方式制定战争计划，毛奇有一句名言是“先计算，后冒险”（[7]，第3卷第3 章），战争计划必须对每一种可能的局面作出应对，对丹麦的行动已提前两年开始制定计划，对奥地利的计划也经过几年时间的推敲，在开战前75天的文件中毛奇已经预言了整个战局（[5]），至于对法国的战争，更是提前三年就制定出第一个方案（[7]，第3卷第3章），而政治和外交方面俾斯麦也早已精心策划好了一个个圈套，此后德国总参谋部保持了制定周密作战计划的传统，自1879年起，总参谋部每年都要拟定在西线和东线的大型进军计划（[1]，第4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05年的“施利芬计划”；三是“分进合击”的使用，这是一种典型的战术上的外线作战手段，我们前面说过，早在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斯瑙共同制定的1813年春季作战计划中就体现了这种战术，到了毛奇手里，这种战术因为铁路的充分使用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功效：部队以最快速度开进预定分散的集结地域，在会战时同时向既定战场发起攻击，这种战术的成功取决于总参谋部在作战计划中的精心计算，在1866年的柯尼希格雷茨会战中，毛奇的战术获得空前的成功。

1862 年9月23日，奥托·冯·俾斯麦被威廉一世正式任命为王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鲁士和德国甚至欧洲历史上奇特的一幕出现了：一个长寿的老人在他长达38年的首相生涯中，将整个欧洲玩得团团转。德国人应该感到庆幸，他们在国家统一，国力达到顶峰的时刻同时拥有两位天才：一位是政治和外交天才俾斯麦，一位是军事天才毛奇。而且恰好毛奇走“军事专家”路线而甚少插手政治，俾斯麦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下贯彻他的外交路线。意大利历史学家费雷罗（Guglielmo Ferrero）在他的论文《和平问题》中提及了这种军政二元制：在1870至1914年间，原本“握在同一只手中的战争制造权力和和平制造权力”现在却开始分开了，“前者是完全属于总参谋部的范围，而后者则由文人和外交家来行使”（[7]，第3卷第3章）。当毛奇的总参谋部成为军国主义普鲁士手中的一件称心的武器时，作为政治决策者的俾斯麦要考虑更多的事情，如果需要一次“有限目的”的战争来达到他的企图时，他会宣扬他的“铁和血”的精神，而当他预见到保持欧洲均势的重要性时，他也会力排众议和维也纳，和彼得堡，甚至和伦敦签订一个体面的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