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克劳塞维茨学派6

在80年代谢晋拍的老片《高山下的花环》里，那个“小北京”雷凯华经常捧在手上的一本书叫《战争论》，嘴里还老是念叨着传说中的拿破仑语录“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那么《战争论》是本什么样的书？它真就是兵家的《九阴真经》？（还是《葵花宝典》？^_^）

在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改革过程中，克劳塞维茨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十分突出，也从来没有担任过军需总监或总参谋长，但他却是一名足够称职的副官，一名有心的学者，担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期间潜心于理论研究。他曾经是沙恩霍斯特很赏识的一个学生，在沙氏担任综合战争部第2师监理期间，曾提拔克氏进入总参谋部，并担任他的办公室主任。克劳塞维茨并不长寿，最终死于一场霍乱，只活了50岁左右，然而其中有38年的军人生涯（从12岁加入欧根亲王步兵团起直至逝于格奈斯瑙的参谋长任上），而这30多年的经历又恰好涵盖了整个拿破仑战争时期，使得他有机会亲身参与到这场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军事变革中，并且将它的主要经验理论化并总结成文。

笔者从来没有通读过《战争论》（德语“Vom Kriege”）的手稿全文，因为读起来实在是枯燥无趣得很，像一些专家，譬如富勒还说过一些尖锐的话，“冗长、重复，充满了陈词滥调，而且很多地方都是自相矛盾和纠缠不清的”（[4]，第4章），可能克氏受康德等人的影响（在柏林军官学校进修期间，他经常听基瑟韦特讲课），使得这部未完成的手稿充满了哲学色彩。但是作为拿破仑战争和普鲁士军事改革亲历者，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学者想要表达思想包含了的那个时代全新的军事观念和方法，这些观念和方法是那个时代之前所难以见到的。《战争论》手稿中总结了克劳塞维茨学派的几个主要结论：“绝对战争论”，“政治决定论”和“重心论”（[4]，第4章）。

所谓“绝对战争”，笔者理解近似于富勒所说的“无限战争”。富勒的《战争指导》是一部以比较通俗的语言来阐述战略学的著作，他在该书中也认为战争的型态分为 “有限战争”和“无限战争”两类——似为对克氏观点的一种修正或者说拓展——并将法国大革命作为两者之间的分水岭。所谓“有限政治目的战争”意味着早期战争交战各方遵守一些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则，达到一定的目的即可收手，而不是以流血方式尽可能多的歼灭敌方有生力量为目的或手段；而“无限政治目的战争”则相反。这倒让笔者联想起雷海宗先生把春秋时期的战争形容为“绅士贵族的战争”，而另一方面宋襄公则被***直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在现象上看来，前者主要消耗的是资金，后者主要消耗的是生命。进入“无限战争”阶段，伴随而来的是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征兵制、总体战等“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开始进入总参谋部的各种指令和备忘录。“政治决定论”也是克氏最出名的一个观点，“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这个著名命题是《战争论》第1篇第1章“什么是战争”的一个小标题，也是因为法国大革命“使这些因素起了变化，显而易见地改变了战争的本质，与老式战争迥然不同”（[2]，第6章），在这里克氏显然秉承了沙氏的“政治军官”理念。“重心论”是说在所有交战方内部都存在一个起支撑作用的核心力量，这种力量的垮台将引发该方的全面崩溃，所以对敌方的打击应主要集中于对重心的打击，这是一个大战略层面的观点，从该观点克氏推论出几个基本的作战原则。

以上这几个结论，很大程度上跟同一个因素的相关，也就是战争规模的扩大，造成这个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征兵制的推行，到了后世还有科技进步带来的通讯和交通事业飞速发展，此后国家可以动用一切手段，将国内国外所有可能获得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政治舆论资源）都拖入战争机器，用千百万人的生命来打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仗，来赌国家的命运和未来，《战争论》第1篇第1章就有一个小标题：“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质来看还是就其主观性质来看都近似赌博”，而jungleford依稀记得电影《大决战之淮海战役》里***做了一个精辟的评价：“战略决战……就是一个‘赌’字，赌军队的命运，赌国家的命运，这个‘赌’字虽然不那么好听，但是却又找不到哪一个更恰当的字来代替它。”，这种手段到后来就发展到鲁登道夫那里就是所谓“总体战”理论，再后来就是全面军国主义，无怪乎富勒要称其为“野蛮主义的征兵制” （[4]，第2章）。不管怎么说，克劳塞维茨的学说提出了近代西方最为全面的陆军战略学理论，尽管不是很成功，但对后世的影响相当深远，至少，我们下面要谈到的毛奇和施利芬都是克氏理论的忠实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