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需总监部到总参谋部4

本文对普鲁士/德国军官团和总参谋部的发展史作一点回顾，并简要讨论一下德国总参谋部对于历史和世界各主要军事大国的影响，希望能对关心世界大战史和战前战后军事发展史的朋友有一点粗浅的帮助。

● 关于普鲁士/德国军官团（代序）

总参谋部（英语“General staff”，德语“Generalstab”），作为有别于古典军事活动的一种近现代组织形式，时至今日都在各国军队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有人说“总参谋部也许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创造”（[2]，第6章），有如研究西方则“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罗马”一样，但凡提及“总参谋部”，人们多会联想到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若非特别指明，下统称“德国总参谋部”）。虽然最早建立总参谋部这种形式的并不是德国或普鲁士，但德国总参谋部无疑是具有最深远影响力的，同时也是第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总参谋部。德国总参谋部的建立，主要得益于普鲁士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军事传统，以及在这种传统之下培养出来的一代又一代被称为“容克”（德语“Junker”）的封建军事贵族，尤其是他们中间的一批精英分子，这批人通常被后世称为“普鲁士军官团”或“德国军官团”（德语“Offizierskorps”，若非特别指明，下统称“军官团”）。军官团与普鲁士的霍亨佐伦王室（Royalty House of Hohenzollern）的渊源深厚，军官以向王室效忠的方式取得王室对其特权和荣誉的承认，同时王室成员历来都有主动参与军事活动的传统，譬如我们会看到普鲁士军队在一个战役方向上的指挥官通常会是某某亲王（Prince XXX）或普鲁士王太子或王储（Crown Prince of Prussia）。正是这样一个尚武民族，逐渐在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下的德意志各邦国中壮大起来并成为中欧地区一支显赫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并且在他们称为“大帝”的菲德烈二世（Frederick II, Frederick the Great）时期一度达到一个巅峰状态——对欧洲近代历史有所了解的朋友一定记得整个欧洲大混战的“七年战争”，一定记得在1757年冬天普奥在西里西亚进行的那场鲁岑会战（Battle of Leuthen），那几乎是一个可以和汉尼拔的“坎尼会战”一道载入史册的运动战经典之作。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个尚武民族，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菲德烈二世的继承者和整个王国军事机器却忽然变得平庸起来，拿破仑的崛起深深震憾了这个发源于易北河东岸的军事豪强。在经历一番痛苦的“国难时期”之后，军官团中以沙恩霍斯特为代表的新派军官开始对普鲁士的军事体制进行一次大改革，而总参谋部（时称“军需总监部”）则位于这场新旧势力交接行动的焦点。这场变革是总参谋部历史上第一次对现代军事体制的探索，沙恩霍斯特和他的同伴们对这场变革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念和深刻的思考，我们的话题就选择从这里开始。



0. 德国的战争地理形势和政治传统

为什么在这里要插入一个“0小节”？笔者认为，对德国总参谋部这一特有历史实体的讨论总是无法脱离其所在的历史环境，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说：“研究战争不仅要研究政治的背景，还应当研究经济的、社会的与文化的背景。”（[2]，前言）。德意志（德语“Deutsch”）作为民族而言历史悠久，但作为国家却还是从近代后期才开始的，从1356年颁布“黄金诏书”开始到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德国”（Germany）其实只是一个持续了500多年“事实分裂”状态的民族概念，尽管这段漫长的时期内不乏出现种种以德意志冠名的所谓“联邦”、“联盟”、“同盟”之类的东东。摊开欧洲地图，我们不难发现在总体上呈南高北低的欧洲大陆上，位于莱茵河与奥得河之间的一片开阔平原地带正是衔接东欧与西欧的一条走廊，对于军队而言是个良好的战场，但却不利于国家的防御，亦即“易攻难守”——早在1806年沙恩霍斯特就注意到“由于地理条件”，普鲁士“缺乏人工和天然防御屏障”，因而“难以进行防御作战”（[1]，第2章）。而在地缘政治上，欧洲自从进入近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权国”和以法国-德国为主体的“大陆国”两大主要政治集团之间的对峙，而后者之间亦存在为了争夺大陆霸权而进行的长期角力。学术界对此也分为以美国军事家马汉（Alfred Mahan）为代表的“海权派”和以英国著名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为代表的“陆权派”。麦金德在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心脏地带论”（Heartland Theory）中认为“欧亚大陆的中、北部平原……是‘历史的中枢’”，而德国正是这一“心脏地带中的心脏”，麦金德将这一观点提炼为一个著名的三段式的断言：“谁统治了东欧（包括德国）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便控制了世界岛（指欧亚大陆）；谁统治了世界岛便控制了世界”（[8]，第7章）。发迹于易北河东岸的普鲁士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历史上德意志内部就数次受到来自东西欧大国以民族或宗教事务的借口干涉，三十年战争的结果不仅使经济和社会遭到破坏，更严重的是，一纸《维斯特伐里亚和约》以近似国际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德意志的全面分裂状态，此后的德国“有两百年不见于政治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3]，第1章第4节，恩格斯语）。作为大陆传统的国家，俄国和法国始终始终使德国处于东西两线作战的窘境，更何况日尔曼人内部还有与奥地利的争雄，所有这些构成普鲁士/德国总的战争地理形势就是：地处中欧腹地，防御困难，且又必须在夹缝中求生存。

这种不利的形势促使普鲁士/德国的政治家们不得不殚精竭力地为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进行深入思考，在英、法、俄这三个欧洲主要大国之中至少需要与其中之一维持盟友（至少是中立）关系，到了俾斯麦（von Bismarck）掌权的时代，其主要外交手段是推行“大陆政策”（[3]，第5章第5节），目标更具体为避免两线作战甚至三线作战，需要与奥地利结成牢固的同盟，并且与法、俄之一维持友邻关系，曾先后出任过俄、法两国公使的俾斯麦选择了俄国；而在对像对英国这样一个海权国家的问题上，俾斯麦不急于像传统欧洲列强一样大力拓展海外殖民地，以避免于英国的利益冲突，尽管这个原则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因为德国介入非洲和中国殖民事务而有所松动，但从历史上看，德国对海外霸权的争夺并不是积极的，重心仍然在欧洲大陆。这些动作体现了直至战前的一段时间内，德国大体的政治和外交倾向是：在大陆维持政治均势，对海外维持保守立场；对大陆国家的态度是，与南线（奥）结盟，在东线（俄）持守势，在西线（法）持攻势。

德国的战争地理形势和政治传统对德国军事领导层具有非凡的意义，总参谋部的组织与建设，它对于战争的计划的拟定大都受到这些客观因素的影响。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总参谋部从何而来？它是如何从后台走向前台，成为战争的指导者的呢？



1. 早期时代（普鲁士时代）：沙恩霍斯特——格奈斯瑙——克劳塞维茨

● 拿破仑战争前的“军需总监部”

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我们经常读到这样一类人，他们的身份被称为“谋士”或“策士”，他们效忠于某个政治人物或集团，一个首脑身边可能有一个或者多个这样的谋士甚至是一个谋士组成的班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叫做“智囊团”。那么这个“谋士班子”算不算是一种总参谋部的雏形呢？jungleford以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参谋”，但这样一群“参谋”攒在一块却不能叫做“总参谋部”。关于“总参谋部”的定义，Wikipedia是这么写的：“现代军队中提供军事情报，后勤，计划与人事的组织机构。”而《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定义是：“军队（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一般设作战、情报、通信等部门，有的还设有训练、军务、动员、装备计划等部门。”看到了吧？总参谋部要做的可不仅仅是出主意、想办法这样单一化的智力活动，它管的东西可多着呢。对于欧洲而言，在拿破仑战争和近代军事改革之前，军队的运作取决于统帅，也就是说，上面关于“总参谋部”定义的那些工作基本上通过军队统帅一个人的大脑就已经完成了。这种一个人就可以决定军队在战争中的命运的模式，到了拿破仑那里已经发展到巅峰极至。但随着拿破仑淡出历史，再难出现仅凭借一个人的天才就可以左右整个战局的情况，正如毛奇所说的，像这样的“伟人巨星……几乎数百年才出现一个”（老毛奇，《论战争的准则》）。战争不是统帅人物的个人行为，它关乎到国家民族的命运，仅仅把它托付给一个人在多数时候都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与古代战争相比，近代战争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影响上都要大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上的进步导致武器升级和作战模式的改变，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观念的强化使得政治上而不是宗教上或贸易上的对立往往也诉诸于战争手段。这样，战争的准备工作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如何计划？如何操练？如何动员？如何行军？如何集结？如何保障供给？如何保密？因为从现在开始打的是一场动辄至少是十几万人的大仗。这时候多数统帅的脑子已经难以胜任这些繁重的工作，权力下放到他的参谋们势必成为一种必然。瑞典人在军队体制改革方面走在了前列，他们在著名君主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 II Adolphus或Gustavus the Great，[注1]）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称为“军需总监部”的机构（[注2]），专门负责工程和交通事务，这个机构一度在17世纪的欧洲军界成为一种时髦，普鲁士也成为其中的一个仿效者。军需总监（First Quartermaster，有的材料也称为“总军需长”或“第一军需长”，德语“Oberquartermeister I”），听上去像仓库保管员一类的角色（^_^），不要瞧不起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名字哦，在德国总参谋部正名之后，总参谋长的副手，也就是副总参谋长，可都是叫这个名字，一直延续到二战，包括曼施坦因（1936年10月至1938年2月在任）和鲍卢斯（1940年9月至1941年12月在任）都担任过这个职务；此外官方还设立了一个具有普鲁士特色的“侍官总署”，负责军队的人事事务，这个机构逐渐演变为总参谋部的对头，也就是后来的普鲁士军事内阁。按参考资料[1]中的说法，此时的“军需总监部”，也就是总参谋部的前身，实际上只是一个介于“工程兵总监部和技术性侍官总署的中间机构”，处理一些“技术性的辅助勤务”，“无权参与指挥的决断”（[1]，第1章），目前有案可查的最早的一任军需总监（1675年）是工兵中校贝尔库姆。以后随着战争的专业化的提高，更多的工作被纳入到军需总监部，比如测绘，并且逐渐占有愈来愈重要的位置。

※ [注1]：在三十年战争中，古斯塔夫二世与华伦斯坦交手，并死于在鲁岑的一次浪漫冲锋。

※ [注2]：瑞典的一系列军事体制改革成为近代欧洲军制的源头，比如征兵制（在下文还将继续提到），比如后勤体系，比如新的装备和战术——采用分列式滑膛枪手排阵的线式战术和使野战火炮实用化等等。


（图：早期普鲁士的高层军事机关）


● 从军需总监部到总参谋部

历史上的第一个总参谋部实际成立于德国的邻邦——法国，早在大革命时期，国防部长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注3]）下属的“国防部办公室”已具有现代总参谋部的雏形，1795年，后来成为拿破仑手下首席元帅的贝尔蒂埃（Louis Berthier）率先建立了参谋系统，后来成为贝尔蒂埃直接领导的“参谋长办公室”，而拿破仑的真正被称为“总参谋部”的一个机构倒反而相当于普鲁士的军需总监部（[4]，第3章），不过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拿破仑本人的大脑，他的参谋长们“的责任就是服从而已”（贝尔蒂埃语）。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拿破仑所向无敌的陆军横扫欧洲大陆，显然对勃兰登堡的容克们产生了震慑作用，特别是1806年在耶拿（Jena）和奥尔施塔特（Auerstadt）的惨败，令曾经在菲德烈大帝时代辉煌一时的普鲁士陆军跌落至谷底，战后普鲁士丧失了一半的土地和人口，重新退回到易北河东岸他们发迹之前的起点。这场惨痛的教训在军官团中间引发了深刻的思考，一批有远见的军官意识到军事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当中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包括马森巴赫（von Massenbach）、沙恩霍斯特（von Scharnhorst）、格奈斯瑙（von Gneisenau）、格罗尔曼（von Grolmann）、博因（von Boyen）以及克劳塞维茨（von Clausewitz）。

※ [注3]：他的儿子，也就是我们在大学上普通物理学课的时候学过的那个“卡诺定理”的提出者。

在这些先驱者里面，最早以文字形式提出现代总参谋部思想的是克里斯蒂安·冯·马森巴赫男爵，在1795年向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上呈的条陈中就要求将战争计划的拟定纳入军需总监部的工作范围，而“作战指挥”，也是未来总参谋部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到1801年，马森巴赫又再次上书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进一步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构想，包括总参谋部的机构组织，甚至要求总参谋长应被赋予向国王的“直面陈述权”，在普鲁士军队内部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这个权利可不得了，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毛奇才颇费周折地得到），前面讲了军需总监部的军官是没有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的，为此马森巴赫得罪了一批高级军官，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在以下犯上对他们领导地位的挑战。1801年7月在柏林成立了一个名为“军事协会”（Berlin Military Society）的小团体，在军界似乎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因为协会主席是一个刚刚进入军需总监部工作的名叫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中校军官，此人不久前才从汉诺威炮兵团投效到普鲁士军队，甚至才刚刚被冠以“von”的贵族姓氏，协会成员似乎也不怎么有名气：一个叫赫尔曼·冯·博因的军需总监部上尉，一个是刚进入柏林军官学校进修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少尉，一个正在柏林的步兵监察部当副官的卡尔·威廉·冯·格罗尔曼少尉。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再平凡不过的军官团小圈子会对今后普鲁士军队的命运带来怎样的改变，但这个小团体成为培养优秀参谋军官的沙龙，事实上提到的这几位都后来成了总参谋部的元老。总参谋部的筹建工作就在马森巴赫的上层努力与沙恩霍斯特的基层教育之中拉开了序幕。1803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下令以马森巴赫的建议为蓝本进行军需总监部的改组工作，该部门按战时的作战区域（而不是按功能）分为三个处（称为“旅”），分别对奥地利，对中、南德和对西德地区的战备计划（马森巴赫曾经建议的是奥地利、法国和俄国，结合第0小节的讨论，可以说这是个相当有预见性的提议），而马森巴赫和沙恩霍斯特刚好同时被分配到了第3旅（西德）工作。此时的军需总监部开始介入作战研究，但离它所期望的军队指挥权还相去甚远。在耶拿-奥尔施塔特会战中，马森巴赫担任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Prince Hohenlohe-Ingelfingen）的第2军团参谋长，而沙恩霍斯特则先后担任不伦瑞克公爵（Duke Brunswick）卡尔·威廉·斐迪南（Karl Wilhelm Ferdinand，[注4]） 的第1军团和布吕歇尔（von Blücher，就是既当过拿破仑的俘虏后来又成为滑铁卢老英雄的那位）的第3军团参谋长，结果连同他们的部队统帅一起都当了俘虏。这次战败不仅让让两位军需总监部的军官，也让各级官兵亲眼目睹了普法两国在技战术水平的差距和普鲁士旧军官团的平庸，军官团中的改革派开始得势。

※ [注4]：不伦瑞克公爵在此役的一次冲锋中受重伤，一个月后不治身亡。

※ 一段小八卦：有趣的是，虽然马氏和沙氏是志同道合的同事，但私交并不好，据说见面从来不打招呼。

1807 年7月，“军事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沙恩霍斯特担任主要负责人。他的改革措施说白了主要就两条：(1) 兵制改革：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组建预备役；(2) 机构和人事改革：建立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机构（别一会儿“军需总监部”一会儿又什么“侍官总署”的之间相互掣肘），废除军官团内部的贵族特权。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措施，诸如禁止军队内的体罚现象等。可以看得出，改革的主要亮点基本上都是仿效法国人的，总参谋部的渊源前面已经说了，再比如征兵制，早在1792 年，当新成立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面临第一次反法同盟四面压境的时候，一个名叫克朗斯的国民议会议员提交的一个关于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提案获得通过，次年第一次强制征兵50万人，半年之后又对义务兵役制进行立法，共和国政府逐步将征兵制作为战时政策的一部分（[4]，第2章）。但最终由于国内保守派的阻挠和拿破仑对普鲁士的戒心（他规定普鲁士军队不得超过4.2万人），义务兵役制并没有真正能够在普鲁士军队内部推行（[注5]），不过沙恩霍斯特想了一招聪明的办法——采用“轮训制”，在保持军队规模没有明显扩充的表像下，每个月让一部分已有经验的士兵来个“短期复员”，又重新招一批新兵补充进现役，经过长期轮训，事实上已经培养出相当规模的熟练士兵可以在战时被动员，只是他们暂时没有穿军装而已。另一个措施就是建立梯次预备役， 1813发布的《后备军条例》决定组建三个梯次的“国民后备军”，在博因出任战争部长之后后备军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关于沙氏的兵制改革，下文还将有更进一步的探讨。对于总参谋部的组建，沙恩霍斯特的构想是下设4个处（称为“师”），分别管理作战、内勤、后勤和炮兵，部队参谋部建制也仿总参谋部设4个科，很有点——套用一句***在三湾改编时候用过的台词——“参谋支部，要建在连上”的意思，当然，“连”上就夸张了，呵呵。一项得到采用的提议是成立“战争部”，作为最高军事机构，不久又分裂为两个部门：“综合战争部”和“战争经济部”，但事实上只有前者掌握实权，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斯瑙分别被委任为综合战争部第2师和第3师长官（称为“监理”），而沙氏实际领导着综合战争部，也就是非正式的战争部部长，至于从前的军需总监部，虽然仍然保留着，但已开始从它的历史地位上渐渐退了下来，1813年战争期间，沙氏以中将身份接任军需总监，但总参谋部的角色已经完全让位于综合战争部第2师。对待军官人选的问题上，出身平民的沙恩霍斯特要求抛弃门弟观念，在全军范围内通过考核选拔，这在当时是一项相当了不起的建议，因为普鲁士军官团普遍带有从中世纪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德语“Deutscher Orden”）时代起就具有的强烈的贵族荣耀感，认为提拔“小人物”是对军官团纯洁性的玷污，殊不知近代欧洲却已经进入一场“平民战争”的时代。

※ [注5]：普鲁士最终在1813年解放战争开始后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1814年9月2日颁布《兵役法》确定了义务兵役制的地位。

沙氏被后人所公认的最杰出的一大成就是作为一个军事教育家为普鲁士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近代军事人才，在担任第2师长官期间，他努力把该机构办成一个高级军官的培训基地。前面谈到的“军事协会”正是沙恩霍斯特在担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期间创办的，军官学校在1810年按照沙恩霍斯特的设想进行改组，并重新招生，这所军校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柏林军事学院（德语“Preußische Kriegsakademie”），也就是今位于汉堡的联邦国防指挥学院的前身，声名不亚于美国之西点，法国之圣西尔。在教育理念上，沙氏一直到毛奇之前的继任者基本上都赞同培养“具有政治头脑的军官”这一理念，到了克劳塞维茨那里“政治化”思路就发展到了一个顶峰，然后从毛奇以后，却放弃了这种理念，认为军事教育的任务是造就“素质一流的军事专家”（[1]，第4章）。沙恩霍斯特参与制定1813年春季作战计划，并于同年的大戈尔申（Gross- Gotschen，德语“Großgörschen”）战役期间脚部负伤，不久因伤口感染而逝于布拉格。


沙恩霍斯特的继承者是奥古斯特·冯·格奈斯瑙，他一度在霍恩洛厄亲王和布吕歇尔手下任职，是一个典型的从参谋位置上逐渐提拔上来的军官，因此对这个行当他是再熟悉不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沙恩霍斯特的用人眼光。在军需总监的岗位上，格奈斯瑙充分发挥了他的指挥才华，这个时期正值普鲁士解放战争，他和沙恩霍斯特共同拟定了1813年的春季作战计划，并且是1813年秋季和1813至1814年冬季作战计划的主要负责人，这几个方案成为了“沙氏－格氏分进合击战术”的完美体现，为以后总参谋部定下了以运动战为主要战役手段的基调，到了毛奇手里，这种分进合击的战术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此外，格氏还大力宣扬以合围为主的大歼灭战思路，这个思路大约是受了沙氏对德国战争地理形势担忧的影响，因而强调以攻势为主，避免进入消极防御的局面，这一点也逐渐形成了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的传统，以后无论是在“施利芬计划”里还是在“闪电战”当中都依稀看到这种传统的影子。格式相当看重指挥机关的效能，赋予下级参谋以相当的自主权，甚至当参谋长与军事主官的意见相左时，参谋长可以越级上报给总参谋长，而上级下达的命令要简洁明了，并不约束下级的执行方式，这套指挥原则后来被毛奇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后面的经历就是一笔流水账了，格奈斯瑙于1814年和比洛（von Bülow）、克莱斯特（即诺伦多夫伯爵，Kleist von Nollendorf，[注6]）、约克（即瓦滕堡伯爵，Yorck von Wartenburg）一起被封为伯爵（同时被封的还有布吕歇尔，即瓦尔施塔特侯爵，Fürst von Wahlstatt），这个爵位一直传到他的外曾孙，也就是1944年刺杀希特勒的“7.20”事件的刺客施道芬堡上校（Claus von Stauffenberg）手中；1815年他作为重新出山的老帅布吕歇尔的参谋长出现在滑铁卢战场上（当过这位老头的参谋长的都成了牛人啊，^_^），在战役后期对败退的拿破仑进行追击；1816年因为与宫廷官僚政见不和而辞职；1825年被晋升为元帅；1831年，格奈斯瑙和他的参谋长克劳塞维茨因在波兰感染上了正在流行的霍乱而先后死于波森（Poznań，现波兹南）和布雷斯劳（Breslau）。总的说来，格奈斯瑙的一生，作为参谋长那正是人尽其用，是出类拔萃的军事幕僚，最重要的还是延续了沙恩霍斯特的改革，使得普鲁士军队和总参谋部按照既定的路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承前启后的人物是相当不容易的，想想历史上有多少次改革运动因倡导者的逝去或退出而最终遗憾地归于失败。多年以后，德国海军将两艘著名战列巡洋舰姊妹舰被命名为“沙恩霍斯特号” 和“格奈斯瑙号”，以纪念总参谋部历史上两位不朽的先驱者。

※ [注6]：从这个姓氏——虽然是个旁支——看得出和那个二战德国元帅，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和A集团军群司令克莱斯特有些渊源，克莱斯特家族是德国历史上几个军事人才辈出的名门望族之一。



在格奈斯瑙之后普鲁士的总参谋部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前文已述，“总参谋部”其实是上文提到的“综合战争部”的第2师，而军需总监部虽然仍保留但已退出总参谋部前身这个特殊身份了。1814年，利奥波德·冯·博因少将出任首任正式的战争部长，而第2师监理则由卡尔·冯·格罗尔曼少将担任。格罗尔曼的“总参谋部”已经完全按马森巴赫当初设想的三个战略方向分为西部、中部、东部三个作战处，同时在负责作战计划任务之外还特别重视测绘工作，延袭了军需总监部以来的工程测绘业务传统，并且成为以后总参谋部军官的必修科之一经常性地加以训练，军事史上德国的一流作战地图也是很有名的。格罗尔曼在任内还增设了一个“战史处”用于研究以往的战例并总结经验，这项工作在总参谋部发展过程中显得特别有意义，标志着总参谋部开始有了一个系统化的军事教育资料库。在国王和宫廷旧式军官的干涉与排挤下，第2师仍然始终没有得到它一直渴望的指挥实权，失望之下，格罗尔曼和博因先后辞职，1819年11月至1821年1月期间第2师监理由利林施特恩少将（von Lilienstern）代理。此后接手的是米夫林中将（von Muffling），在他的任期内，总参谋部迎来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那就是1825年总参谋部正式从战争部分离出来，并命名为“军队大总参谋部”，总部设在柏林，各军团也设“军队总参谋部”，作为参谋部机关化的一个样本，此后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叫它“总参谋部”了。总参谋部正名之后地位也得到了很大提升，成为与战争部、国王军事内阁分庭抗理的又一势力，总参谋长也成为仅次于战争部长的国王第二军事顾问，但是哦，还是没有决策权。米夫林在任内通过他的实干和创新精神继承和发扬了沙恩霍斯特的理想，最有名的一条，是他第一个采用后世广为流行的沙盘作战演习方法，直到今天，兵棋推演也是总参谋部最常用的代替实兵演习的模拟作战手段，尽管它的物质媒介从沙盘转移到了计算机上。

我们看到上述这些军事改革的领导人物都不是一开始就身居高位的，多数是一些中层的中青年军官，甚至也不全是容克贵族，像沙恩霍斯特、格奈斯瑙、博因都是平民背景，从军以后才被授予贵族身份的，这些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军官比上层那些头脑僵化的将军元帅们更清醒地看到欧洲军制的发展潮流和普鲁士军队内在的弊病，尤其是“秘密军事内阁”制度，国王通过安插他的侍官、亲信等代理人极力要把全权指挥把持在个人手中。从各方面来看，沙恩霍斯特一直到毛奇之前的普鲁士总参谋部史也是一部充满了新与旧，变革与保守的激烈斗争的政治史，军官团中的这些有识之士为总参谋部登上毛奇时代的巅峰做了许多必不可少的物质和人才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