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战争地理形势和政治传统2

为什么在这里要插入一个“0小节”？笔者认为，对德国总参谋部这一特有历史实体的讨论总是无法脱离其所在的历史环境，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说：“研究战争不仅要研究政治的背景，还应当研究经济的、社会的与文化的背景。”（[2]，前言）。德意志（德语“Deutsch”）作为民族而言历史悠久，但作为国家却还是从近代后期才开始的，从1356年颁布“黄金诏书”开始到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德国”（Germany）其实只是一个持续了500多年“事实分裂”状态的民族概念，尽管这段漫长的时期内不乏出现种种以德意志冠名的所谓“联邦”、“联盟”、“同盟”之类的东东。摊开欧洲地图，我们不难发现在总体上呈南高北低的欧洲大陆上，位于莱茵河与奥得河之间的一片开阔平原地带正是衔接东欧与西欧的一条走廊，对于军队而言是个良好的战场，但却不利于国家的防御，亦即“易攻难守”——早在1806年沙恩霍斯特就注意到“由于地理条件”，普鲁士“缺乏人工和天然防御屏障”，因而“难以进行防御作战”（[1]，第2章）。而在地缘政治上，欧洲自从进入近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权国”和以法国-德国为主体的“大陆国”两大主要政治集团之间的对峙，而后者之间亦存在为了争夺大陆霸权而进行的长期角力。学术界对此也分为以美国军事家马汉（Alfred Mahan）为代表的“海权派”和以英国著名学者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为代表的“陆权派”。麦金德在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心脏地带论”（Heartland Theory）中认为“欧亚大陆的中、北部平原……是‘历史的中枢’”，而德国正是这一“心脏地带中的心脏”，麦金德将这一观点提炼为一个著名的三段式的断言：“谁统治了东欧（包括德国）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便控制了世界岛（指欧亚大陆）；谁统治了世界岛便控制了世界”（[8]，第7章）。发迹于易北河东岸的普鲁士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历史上德意志内部就数次受到来自东西欧大国以民族或宗教事务的借口干涉，三十年战争的结果不仅使经济和社会遭到破坏，更严重的是，一纸《维斯特伐里亚和约》以近似国际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德意志的全面分裂状态，此后的德国“有两百年不见于政治积极的欧洲国家之列”（[3]，第1章第4节，恩格斯语）。作为大陆传统的国家，俄国和法国始终始终使德国处于东西两线作战的窘境，更何况日尔曼人内部还有与奥地利的争雄，所有这些构成普鲁士/德国总的战争地理形势就是：地处中欧腹地，防御困难，且又必须在夹缝中求生存。

这种不利的形势促使普鲁士/德国的政治家们不得不殚精竭力地为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进行深入思考，在英、法、俄这三个欧洲主要大国之中至少需要与其中之一维持盟友（至少是中立）关系，到了俾斯麦（von Bismarck）掌权的时代，其主要外交手段是推行“大陆政策”（[3]，第5章第5节），目标更具体为避免两线作战甚至三线作战，需要与奥地利结成牢固的同盟，并且与法、俄之一维持友邻关系，曾先后出任过俄、法两国公使的俾斯麦选择了俄国；而在对像对英国这样一个海权国家的问题上，俾斯麦不急于像传统欧洲列强一样大力拓展海外殖民地，以避免于英国的利益冲突，尽管这个原则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因为德国介入非洲和中国殖民事务而有所松动，但从历史上看，德国对海外霸权的争夺并不是积极的，重心仍然在欧洲大陆。这些动作体现了直至战前的一段时间内，德国大体的政治和外交倾向是：在大陆维持政治均势，对海外维持保守立场；对大陆国家的态度是，与南线（奥）结盟，在东线（俄）持守势，在西线（法）持攻势。

德国的战争地理形势和政治传统对德国军事领导层具有非凡的意义，总参谋部的组织与建设，它对于战争的计划的拟定大都受到这些客观因素的影响。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总参谋部从何而来？它是如何从后台走向前台，成为战争的指导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