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鲁迅曾作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科学论断:“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38]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也认为:“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大树的根在道家。”[39]学术思想
郭沫若认为:“道家思想可以说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墨家店早已被吞并了,孔家店仅存了一个招牌。”[40]道教作为传承道家思想的主力,先后产生了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和宋元明清内丹学,在学术领域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在哲学上,道教无中生有、道生万物的宇宙本体论和阴阳转化、规律运动的辩证思维法,在古代是被普遍接受的传统世界观和方法论。[41]儒道互补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辟概括。宋朝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学术思想源自高道陈抟,程朱理学将道教的宇宙图式论和儒家纲常名教结合构建了“天理”哲学体系。明朝王阳明的心学处处把“良知”说和内丹学相比拟,充分汲取了道教玄学理论和修养方法。[42]两千年来佛、道两大传统宗教不断地进行互动。东汉时期佛教被人们视为黄老道的支派,南北朝时佛教的传播借助了老庄玄学的影响,禅宗的宗旨方法深受庄子学说的启发,密宗的修行方法大量借鉴了神仙方术。[43]政治经济
道教认为“身国同治”、“内圣外王”,清静无为是治国和修身的通用原理。细读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汉朝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宋朝仁宗盛世,明朝洪武之治、仁宣之治,清朝康乾盛世,这些鼎盛时期都使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治国方针。[44]道教“无为而治”的思想,与西方“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思想不谋而合。事实上,每当统治者以黄老学说作为指导思想时,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垂拱而治,就会“天下自正”,生产恢复发展,经济繁荣发达,出现太平盛世。[45]封建统治者常常利用道教为巩固统治服务,祈求国家长治久安,秦皇汉武热衷神仙方术,唐宗宋祖尊崇扶植道教,明朝盛行崇道之风;另一方面,民间道教经常成为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和组织形式,从汉末黄巾起义、南北朝李弘起义,到元末白莲教起义、清末义和团运动,各种起义络绎不绝,“替天行道”成为农民起义的鲜明旗帜。[46]道教与兵家有渊源关系,兵家军事谋略和道教修炼法门相互影响,《道德经》、《阴符经》常被视为兵书,“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以奇用兵”等思想被兵家研究应用,奇门遁甲等道术也在军事中实践使用。
郭沫若认为:“道家思想可以说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墨家店早已被吞并了,孔家店仅存了一个招牌。”[40]道教作为传承道家思想的主力,先后产生了魏晋玄学、隋唐重玄学和宋元明清内丹学,在学术领域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在哲学上,道教无中生有、道生万物的宇宙本体论和阴阳转化、规律运动的辩证思维法,在古代是被普遍接受的传统世界观和方法论。[41]儒道互补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辟概括。宋朝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学术思想源自高道陈抟,程朱理学将道教的宇宙图式论和儒家纲常名教结合构建了“天理”哲学体系。明朝王阳明的心学处处把“良知”说和内丹学相比拟,充分汲取了道教玄学理论和修养方法。[42]两千年来佛、道两大传统宗教不断地进行互动。东汉时期佛教被人们视为黄老道的支派,南北朝时佛教的传播借助了老庄玄学的影响,禅宗的宗旨方法深受庄子学说的启发,密宗的修行方法大量借鉴了神仙方术。[43]政治经济
道教认为“身国同治”、“内圣外王”,清静无为是治国和修身的通用原理。细读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汉朝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宋朝仁宗盛世,明朝洪武之治、仁宣之治,清朝康乾盛世,这些鼎盛时期都使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治国方针。[44]道教“无为而治”的思想,与西方“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思想不谋而合。事实上,每当统治者以黄老学说作为指导思想时,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垂拱而治,就会“天下自正”,生产恢复发展,经济繁荣发达,出现太平盛世。[45]封建统治者常常利用道教为巩固统治服务,祈求国家长治久安,秦皇汉武热衷神仙方术,唐宗宋祖尊崇扶植道教,明朝盛行崇道之风;另一方面,民间道教经常成为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和组织形式,从汉末黄巾起义、南北朝李弘起义,到元末白莲教起义、清末义和团运动,各种起义络绎不绝,“替天行道”成为农民起义的鲜明旗帜。[46]道教与兵家有渊源关系,兵家军事谋略和道教修炼法门相互影响,《道德经》、《阴符经》常被视为兵书,“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以奇用兵”等思想被兵家研究应用,奇门遁甲等道术也在军事中实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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